杨天宇先生是经学史专家，故其秦汉史研究偏重于儒学史、经学史、文化史。先生多年来倾心于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礼学之研究。其所撰《论郑玄〈三礼注〉》一文，深入探讨郑玄《三礼注》的注经方法、体例及其得失，该文发表在《文史》第21辑。2000年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郑玄三礼注研究》，阶段性成果已显示该项研究之周密性与功力之深。唐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提出“礼是郑学”之说，清人陈澧、今人李云光（台）于此都有很好的阐释，然犹未尽也。先生的《略论“礼是郑学”》（《齐鲁学刊》2002年期）一文在此基础上，深加讨究，指出此说原因有三：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不唯如此，该文还发人所未发，指出了“礼是郑学”的根本原因，即：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氏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关于〈周礼〉书名、发现及其在汉代的流传》（《史学月刊》1999年4期），从文献学的角度，详细探讨了《周礼》一书的名称由来、发现及在汉代的流传情况，指出《周礼》原名《周官》，改名只是在王莽居摄年间的事。确认此书是河间献王从民间收集而得，献给朝廷后随即藏入密府，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秘书才重新发现。王莽居摄时立学官。东汉时，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加上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到一班大儒的提倡，此书得大行于世。而郑玄贡献尤大，他注《三礼》，列《周礼》于《三礼》之首，遂成为东汉古文经学的一面旗帜。《郑玄生平事迹考略》（《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5期），在前人的基础上，简明概括地叙述了郑玄一生，真正做到了知人论世。在近年关于汉代经学研究中，今古文经学关系问题亦是热点之一。汉代今古文之争的性质，学者或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学术宗派之争，或以为是围绕增立博士而争，或以为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这些说法虽有道理，但未将两汉加以区分。先生的《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2期）一文则指出两汉今古文之争性质绝不相同，即西汉是利禄之争，东汉是学术道统之争。所争并非那么激烈，仅在《左传》而已。二者融合，既有政治基础，即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亦有学术基础，即古文经学家多通人。郑学的出现标志着汉代传统经学的改造和融合的最终完成。《郑玄论著目录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2期）一文，则在前人的基础上较为详尽地考订了郑玄的有关论著。
此外，先生的研究还包括汉代礼制方面，如《略论汉代的三年丧》（《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5期），该文首先追述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已很少有人实行。接着从汉文帝临终时所制短丧诏谈起，历述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情况，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概括地指出汉代统治者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地来说却是持鼓励、支持的态度。最后探讨汉代服三年丧的风气、统治者所持积极态度的原因在于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从而清楚地揭示了“三年丧”这一礼制的渊源、在汉代的变化及其原因。在经学与政治关系方面，我国史学界大多认为，在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中，王莽是古文经学的后台，王莽的篡汉和改制，主要是利用古文经学作为理论武器。杨天宇先生所撰《论王莽与今古文经学》一文（《文史》第53辑），从王莽篡汉与今文经学的关系、王莽改制与今古文经学的关系两个方面纠正了这一片面性的说法。文章认为王莽篡汉利用了西汉中其以来今文经学所制造的种种理论，如汉运中衰当让国传贤易姓受命说、汉为尧后当火德之运说、阴阳灾异和符命谶记之说等。而王莽改制的依据大体有三个方面。其一，缘旧制而加以变更；其二，出其心裁；其三，根据经义。以上三方面往往交错而用之。其根据经义者，或用今文经传，或用古文经传，或杂用今古文经传，而更多的还是依据的今文经传。所以本文的结论是：今古文经学在王莽新朝享有同等被重视的地位，两者并不存在“对抗”问题。还有《刘秀与经学》（《史学月刊》1997年3期），论述了刘秀与东汉初年经学恢复的关系及重要意义。文献学方面，如《论〈礼记〉四十九篇的初荜确为西汉戴圣所编纂——兼驳洪业所谓“〈小戴记〉非戴圣之书”说》（《孔子研究》1997年1期），该文确证《礼记》初本确为西汉礼学家戴圣编纂，驳正了洪业几成定论的误说，即“《小戴记》非戴圣之书”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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