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二黑结婚》的再解读为中心
在赵树理研究史上，《小二黑结婚》可谓如影随形。关于《小二黑结婚》，有两块历史界碑异常重要：一是彭德怀1943年的题词，事关军政大事；一是周扬1946年的长篇评论，系乎文艺春秋[1]。此后，《小二黑结婚》成为“文艺与政治两方面的，具有现代历史意义的大事”[2]，赵树理更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小二黑结婚》为什么会有这些意义？其身后的历史语境和话语逻辑充当着哪些角色？以此发端的赵树理写作，对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之间的艺术模式转折有什么意义？它为当代文学创辟出了哪些写作契机和文学空间？……把这一切置于思想史背景下讨论，将会有新的发现。
一
《小二黑结婚》不是赵树理最早的作品，亦非最后的作品，甚至不算最成熟的作品，却是他最重要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3]。历史洪流浩浩荡荡，赵树理何以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深刻烙上一笔呢？这显然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事情。
事实也是这样。赵树理成为独特的“那一个”，相当意义上是因为《小二黑结婚》。这篇小说不但奠定了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也以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的耦合书写，为当代文学史掀开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众所周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官方文艺思想资源的起点。任何思想资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仅要求思想资源要有历史、政治意义上的合理性，还需要文学史的合理性支撑和阐释。在政治权威上，《讲话》的历史开端意义因为有政权依托，不存在任何质疑。但《讲话》能在文学史上统领江山，更重要的是有作家因此写出了有说服力的作品。因为就在《讲话》隆重出炉、并期待文艺作品加以证实的节骨眼上，《小二黑结婚》由于彭德怀等军政领导高调、强硬的推介下出版了，并且在解放区一纸风行。在政治追认逻辑和因缘时会中，顷刻间赵树理便成为《讲话》难得的历史呼应者。
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有意之中，成为了革命叙事的探索者、领头羊；又在无意之中，成为了革命叙事的匆匆过客。此过渡意味和历史镶嵌式的角色，也让赵树理曾成为新文艺的一时方向。随着历史的曲折反复，有朝一日它难免还会被重新“方向”和“伟大”起来。可是，如此翻烙饼式折腾赵树理及作品，不但表明这段历史的荒诞，也证明了赵树理创作的摇摆及其作品的不成熟。
赵树理是革命历史叙述的自觉开创者。这一点，在有关《小二黑结婚》的创作缘起里说得很清楚[4]。赵树理对该使命的担当是相当理性的。作为一介作家对新时代的自觉和敏感，他足以和郭沫若相媲美。不同的是，赵树理的自觉和敏感，纯粹来自于他在农村摸爬滚打练就的农民式朴素体认，或曰底层生存智慧。
与他人的革命历史宏大叙事不同，赵树理的书写入口不是简单的歌颂，而是反映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由于他认定解决小说中相关问题的力量源于现实，因此，对现实力量源泉的歌颂、对呈现该力量的反作用力的批判，一切在无形中都成为了潜藏在赵树理式的“问题小说”背后的言说机制。既然现实的威权在小说内外已力透纸背，作家自然就没必要为此另外再花费笔墨。这便是赵树理所理解的写作与现实的逻辑关系。所以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的开创意义，首先便在于他对五四“问题小说”在解决问题的文学机制上的大胆革命。
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大多停留在问题呈现阶段。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外力足以解决这些问题，时人也没有明确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或理论资源。当时青年们思想纷乱[5]，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时代狂潮又一下子将所有的时代苦闷和社会弊病悉数暴露无疑，不但“问题小说”的大量出现和问题的无法解决是必然的，而且小说整体情绪上也吻合那个时代郁闷的精神氛围。
赵树理曾坦陈自己受到过五四新文学影响，并承认自己是由此而开始尝试写新小说。可是，乡村世界对五四新文学的反应，使他感到“新文艺虽然进步，但却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新文艺是绝缘的”[6]。由此说来，如果说五四“问题小说”让很多人发现了当时中国社会存在诸多问题，那么，赵树理则认为新文学自身与现实的隔膜正是问题小说本身存在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与中国社会现实的隔膜是五四“问题小说”艺术局限的总根源，以致大量的五四“问题小说”最终只留在青春期的病态独语中[7]。
赵树理受到五四新文学影响，也目睹了五四新文学在乡土中国经验世界里遭遇到的解释困境。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乡土政治经验，总是强调人的幸福首先缘于外在社会环境。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正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前理解。至于内中偏颇、是否为专制极权所僭越等，人们则往往习焉不察。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赵树理。乃至于当赵树理感觉到了五四新文学与现实的隔膜后，他没有、也不会像同辈人一样到海外异域寻求思想资源。此中逻辑关键，除了其现实境遇和个人经济社会条件之外，似乎当归因于赵树理的思想视野本身。因为在他看来，中国问题的思考只有依托自足的中国乡土经验。故而这种近乎勇的自信，使得他大胆抛弃五四“问题小说”的病态气质，也让其在不自觉中迅速自我屏蔽了五四新文学的思想质疑品格，决绝地返回中国乡土生活世界中，去开辟解决问题的本土途径。在这一点上，赵树理的尝试无形中吻合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变革轨迹。就此而言，如果说五四“问题小说”体现的是思想情感苦闷，那么《小二黑结婚》联结的却是包蕴于个人的现实工作困境和社会政治苦闷[8]。
二
出于对本土化呼唤的敏锐，当太行山的新文艺同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讲话》意义时，赵树理其实已先走一步。《讲话》的精神实质，恰恰在于要求文艺工作者入“乡”随“俗”，入“革”随“革”，要把写作融入革命工作之中，要把个人的苦闷转化为社会和政治的苦闷。写作本身只是千千万万革命工作的一种，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不能有特殊性，更不能有私人性。写作中的问题也不再是艺术世界的问题，而是革命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为此，《小二黑结婚》正是以其对“问题小说”的历史发展，充分体现出了它的时代意义。自此，五四“青春期病态”的问题小说、左翼“图解革命”式的问题小说，纷纷一变而为延安之后的“小说问题”。这就是赵树理从中开创的革命叙事模式——从“问题式的小说”到“小说式地解决问题”，也是他对自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以来的艺术入思模式的重大变革。
小说中的问题从哪里来？赵树理的回答是：从调查实践中来[9]。在这种思路逻辑下，小说中的问题摇身一变而为革命现实问题，二者几乎是等同的。既然是革命现实问题，那么仰仗革命政治的伟力解决问题就是必然的[10]。一系列的循环论证，最终将小说的艺术创作转变成如何通过故事叙述完成革命合理性、合法性的艺术论证问题。五四新文学的个人思想启蒙传统，迅速被赵树理置换成着眼于社会变革的政治启蒙。个人自由、全面、合理的生活信仰，随即被革命对社会、对人的改造所替换。至此，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作家被抽空成新政治意识形态符号，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一变而为延安新文学。被视为俗不可耐的乡土经验，因赵树理对五四“问题小说”的反观借照，汲取“第三次文学革命”、“新文化革命”[11]等激进革命视域中超越“五四”文学思想视域的合理性，迅速生成“现实版”的“无产阶级的五四”[12]——延安新文学的叙事经验和写作资源，为当代文学创辟出了惊人的写作契机、介入生活的力度与文学延展的现实空间。
倘若说当初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说是书生的某种意气粗豪，那么，《小二黑结婚》所蕴涵的小说问题论，无疑就是革命者的一次激情奔放。既然如此，赵树理看到《讲话》后心有灵犀，进而涌动喜悦和知遇之感就是必然的。
也许是昧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传统乡土中国式理解，赵树理很难想到：一旦新的政治或社会制度产生了一连串的旧问题，那么所有基于此建立的宏大叙述的朴素信仰必然成为虚空的乐观。洲之内彻说：
但是，读了赵树理的幸福的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虚无之感。然而，这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吗？受到祝福的年轻恋人们，形影不离、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他们之所以受到祝福，是因为历史的必然性，是因为他们是属于进步势力方面的人。他们之所以受到祝福，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立场正确。除此之外，别无它因。赵树理创造的人物只不过具有社会意义、历史价值的影子而已，实际上他们连反对社会权威的战斗都没参加过。新的政府和法令，如同救世主一般应声而到。道路是自动打开的。[13]
重塑救世主，重新树立救世主的力量，这正是《小二黑结婚》对革命历史叙述的前所未有的开创。由此，赵树理用极为本土的革命叙事逻辑，打通了生活与艺术的神话。赵树理的小说革命之路，思路清晰，轨辙分明——在革命生活的实践经历中发现了现实问题，进而结合革命政策和文件精神，把生活悲剧改写成因革命伟力而转变的艺术喜剧。悲喜实虚的交叉错位，不仅符合革命思想宣传与动员需求的精髓，也能在艺术幻觉层面上满足了广大底层民众超越苦难现实的美好寄托。这显然达到了中国现代革命和乡土中国民众向往的胜境，“和正在跨入胜利和建设时代的中国人民的情绪，达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和谐！”[14]
上述一切，更是因为这篇小说的创作前提——生活的“调查研究”而魅力倍增[15]。彭德怀当年为《小二黑结婚》出版题词“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有研究者认为这句题词要害在于“通俗故事”[16]。果真如此吗？作为置身革命根据地的一方军政大员彭德怀，文体形式不太可能是他彼时的关注焦点。结合彭德怀的政治悲剧与性格底色，加之历史语境的理解，他对《小二黑结婚》的关切，当最为着眼于其生产方式上的“调查研究”。正因为它宣称来自调查研究，这篇小说才获得远远超越一般小说的事实公信力和生活等价意义，导致当年那么多的农村底层民众、乃至众多善良的读者大众都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因为“信”而带来希望和动力，这便是艺术、革命和宗教的交集。诸多革命浪漫主义的“现存”化，也无非是打着艺术旗号的、对生活真实幻觉的制造。这一光荣的革命叙事传统，在《白毛女》歌剧中再次发扬光大[17]。通过艺术神话真真假假的曲径通幽，革命散发出了迷人光晕，展示出其坚不可摧的伟力，甚至是类乎宗教般的神奇力量。革命此刻几乎是一种拟宗教。不同之处是，艺术和宗教最终要求必须回望人的自身，其可贵之处是对人自身的审视、悲悯、忏悔和精神清洁。革命则完全相反，它强调主义的仰望与抹灭自我的思想阉割。
以此观之，赵树理在中国新时代作家中的确有着特别的意味。在以“调查研究”方式解决革命现实问题的途中，凭着对农村生活的当下体验和有限感受，赵树理自发参与了新历史的宏大叙述，一次又一次“赶任务”[18]。对赵树理来说，“为什么人”和“怎么写”都已是自明的写作前提[19]。可一旦有追赶，落伍就在所难免了。其间最重要的争论，就是赵树理写作的“形式与内容”不一致的问题。对此，谢泳认为：“‘赵树理创作方向’中存在形式重于内容的现象……当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当时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赵树理方向’本身的意义也会消失，形式上再通俗，再大众化也没有意义。”[20]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把赵树理的追求裂解为形式与内容本身的张力也未必恰切。原因是赵树理小说创作虽然出现内容与形式的冲突，但二者的矛盾并非来自内容的不合时宜，而在于内容进入写作机制的方式方法。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鉴于写作题材的单一和规定性，作品被认可的前提其实已经与内容无关。作品生产的危险环节，只是题材进入写作机制和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可是赵树理不按舆情出牌，依旧走“调查研究”的路子写作，自然不被待见。这才是赵树理难得的认真和可爱处[21]。因为赵树理恰恰是特别强调实地调查和体验的作家，这是他对生活体验长期以来的重视和坚守，甚至成为思想情结。可悲可叹的是，一旦发现实地调查不过是观盆景、看瓶花，连赵树理自己也感到虚无[22]。当然，囿于眼见为实的乡土经验积累信念，也令赵树理有不少信以为真的盲目乐观和一本正经。让人两难的是，无论赵树理如何坚信实地调查研究为创作前提，一旦遭遇解释语境的变化，他仍旧难免落伍之讥。
尽管赵树理的写作在表现形态上存在着“被预先策划”的无力感，但将其完全归为“一种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抽象原则，或一套抽象原则”[23]却不尽周全。赵树理虽是基于发现和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而写作，但他毕竟真诚希望自己能拯民于困厄，其解决问题的基础是现实生活。为此，他甚至进行了大量艰苦卓绝的社会调查和实践体验。而一旦被批判为革命叙事的落伍者，赵树理自己也始料不及。他不会也不敢想到，其实当中的不少问题恰恰是新制度自身所导致的。可新制度对他来说，那是一种“信仰”。基于信仰的忠诚与迷思，赵树理的落伍很大程度上便源于他对自己开创的革命历史叙事逻辑和艺术模式的执着理解。《小二黑结婚》接受史上的波折及日后遭受的起伏，乃至于《李有才板话》、《锻炼锻炼》等被批判，都证实了他对革命历史叙事深度探索的局限，更表明他对《小二黑结婚》的复杂性缺乏充分思考。
革命是发动机，而不是永动机。革命历史叙述的不定性与确定性，天然存在悖论。钱钟书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理论上的失败。”[24]小说的革命叙事也是如此：讨好革命，就要牺牲小说叙事的“深”；追求小说艺术，便要还原革命洪流的“杂”。此两难情境，同样适用赵树理。
三
不管赵树理的五四经验与革命叙事存在着多少纠结，有意味的是，作为这一问题纠结的焦点——《小二黑结婚》，却机巧地在这两个悖论点上取得了和谐——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的耦合书写。
《小二黑结婚》有什么好？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忠实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运动方针而获得成功[25]。因为即便抛开故事题材的时代背景和情节结局的政治先在预设，也应该承认《小二黑结婚》是一篇至今脍炙人口、很有中国民族乡土风味的现代小说，“农民们欢迎它的那种激动情绪，就像一个女人在电视中看到了自己的丈夫一样……他们被带进对他们来说全都很熟悉的情节中”[26]、它“用质朴的描述，成为一篇令人满意的坦率的小说”[27]。
其实，上述理由都不重要。《小二黑结婚》的“有什么好”[28]，根本上在于其虚无暧昧的现代追求与迷离的传统趣味关怀之间生成的艺术张力。这不仅使它成为经典小说并保存了诸多艺术生命力，更留下并非仅仅事关小说的思考空间。
回溯《小二黑结婚》接受史，它的暴得大名似乎是传播学和信息学角度的政治文化霸权式的结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信息流通的前提是被允许；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信息被接收并继续传播的前提是接收者有再传播的冲动或渴望。基于这两点，《小二黑结婚》可谓获得了三方面优势的集合：“天时”，即抗战敌后根据地的婚姻法宣传；“地利”，即故事的真人真事版的背景、语言形式与故事讲述方式的地域化；“人和”，即彭德怀等高级军政要员的支持、赵树理的乡村代言人社会身份的被认同。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在封闭的军事地域环境下，由于作为媒介的人是完全可控的，那么传播与接受对于《小二黑结婚》也是完全可控的。这样一来，似乎确能解释其历史性的成功。
可是，纵观1949年至今的中国历史，除个别阶段有市场消费因素大力介入外，当下中国的可控程度可谓前所未有，但六十多年来并没有再次出现相类似的作品。所以，单纯把《小二黑结婚》的经典魅力归于时代、历史乃至政治推手，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按此双面胶逻辑，人们不但可解释它为什么好，也能解释它为何不好。
既然如此，不妨先作宽泛些的追问：赵树理小说有什么好？关于这一点，日本的两位研究者倒是曾以旁观者姿态说出了些许端倪。洲之内彻说：
或许是赵树理证明了中国还缺少现代的个人主义等等。对于这类有碍于革命的东西不能不有所打击。而所谓新文学的文学概念之所以暧昧，其原因就在于此。即：一方面想从封建制度下追求人的解放，同时另一方面又企图否定个人主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他是不觉得受约束的。他没有机会感受到人和社会的对立，这对他来说是缺少的。但是，这是现代人面临的巨大苦恼之一。这种情况说明他的文学是正数还是负数呢？这恐怕因论者的立场不同而不同吧！而且，他的乐观主义中潜在着他不曾意识到的虚无主义。这对他来说，包含着一个是否有自知之明的觉悟问题。[29]
另一位是竹内好。他对赵树理小说为何能同样能吸引日本青年的疑问解释，亦殊堪玩味：
要找出其共同之点，也未必容易，勉强地说，这一共同点是：整体中个人的自由问题。……如果不用某种方法来调和与整体的关系的话，就很难完成自我。这一问题确实是存在的。由此，一方面产生了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倾向。……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西欧个性解放过程中的产物，所以，在以表面的现代化还未成熟的个体为条件建立起来的日本社会里，想要诚实地生存下去、诚实地思考的人，是不能长期停留在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之上的，这是不言而喻的。[30]
基于这种判断，竹内好断定中国现代“人民文学”对应的代表作家是赵树理，甚至认为“赵树理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纪从西欧的现代中超脱出来这一点。赵树理文学之新颖，并非是异教的标新立异，而在于他的文学观本身是新颖的”[31]。
上述二者皆以赵树理的酒杯浇自己块垒，但他们毕竟深刻地打开了问题的可能思路——以赵树理为端绪的延安新文学，赋予了中国现代文学前所未有的“现代性”。这也就是竹内好所说的：“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有这种可能性。这也就是赵树理的新颖性。”[32]换言之，赵树理写作的现代意味，并非单一的革命政治思想的启蒙，而在于其写出了身处于“夹生”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思想悲剧，以及此中个体难免走向虚无的没落与哀婉结局。
然而，倘若结合形式要求的考察，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结论却存在疑义。为此，今村与志雄再次生发出新一层的“现代”拷问：“赵树理文学果真就是这种仅仅是过渡性的文学吗？”[33]有意思的是，他最后还是在形式的现代意味上肯定了赵树理对“板话”等文体形式运用的思想内涵，认为“他的语言极其生活化、形象化，同时又简单化、纯粹化，达到了非常富于思想性的语言高度”、“文体通俗化的任务终于由赵树理完成了”[34]。这显然有些曲为之辞，不如董之林先生具体而微的讨论令人信服[35]。但如今村与志雄所言，大众化问题的确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一环，革命是现代，那么大众化的形式自然就是革命的，也是现代的[36]。
可是，赵树理小说的“现代”并不必然等于《小二黑结婚》的“现代”。当然，如果把革命宏大叙事当成现代的一种，《小二黑结婚》的“现代性”和“人民性”就是必然的。可是，除了以革命神圣获得现代内涵外，《小二黑结婚》还可能有哪些现代呢？
显然，洲之内彻认为的个体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困境的思考，对赵树理本人或有粘连，对《小二黑结婚》则几乎毫不相关，因为《小二黑结婚》的文学世界是中国农村。中国农村在整个二十世纪面临的最大困境，恰恰不是人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困境，而是与古代社会的关系困境。对于北方农村的农民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围绕他们日常生活的压迫，恰恰不是现代社会的逼仄紧张和异化，而是古代社会的停滞、凝重、崩坏和挣扎。这和茅盾的《春蚕》里受到小火轮和洋布洋纱冲击的江浙农村大不相同。《小二黑结婚》的“现代”当别有怀抱。
小二黑的生活原型是岳冬至，他曾被村长和民兵连长打死。当现实案情大白后，村民们的真实反应却是：岳冬至本不应该有了童养媳又去追求别的姑娘，教训教训他是应该的。村长和民兵连长把人打死是过火了点，但出发点并没有错。赵树理创作动机正是基于这一点的震撼，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当地人对旧婚姻制度的观念，配合彼时婚姻法的宣传。其实，根据地的婚姻法宣传其实也并非如今天所理解的全是为了婚姻自由，还有政治军事动员和战斗力解放之目的[37]。这里姑且不论。但就此而言，赵树理把一起刑事案件，写成了革命宣传动员和现代思想启蒙双肩挑的小说，其所呈现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则显然不那么现代。反封建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在革命看来是一回事。但在农民看来，包含在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如日常道德观念与生活方式，又绝非“封建”一词那么简单。在女性资源极度不均衡的北方农村，岳冬至的“反封建”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个人思想感情和观念追求，它同时也挑战了区域性别资源的平衡体系。合理和不合理、合法与不合法，共时性地被交织进了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和感情中。这件事情的内部纠葛，甚至于让费德林认为“作者探讨了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妇女问题。赵树理选择这个题材是不难解释的，这是由现实生活决定的。封建宗法传统遗毒在妇女婚姻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强烈”[38]。
毫无疑问，能够这么写小说，起码表明赵树理深刻了解北方的乡村世界在这方面的难言之隐。常年扎根、混迹于中国北方农村下层社会的赵树理，对那个世界“食”与“色”的贫乏与无奈，及由此衍生而来的中国底层民众的精神情感、日常生活、思想趣味，了如指掌。譬如《小二黑结婚》中对“三仙姑”风流韵事的叙述，虽笔墨简单却富有韵味，这恐怕也只有赵树理笔下的那些农民朋友才能意会；二诸葛这个人物，尽管饱受读者的讪笑，但只要有点中国农村底层生活体验，谁都会对他抱以理解的同情。“恩典恩典”不是封建、懦弱就能一言蔽之，里面蕴藏了太多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存艰辛和苦难深重的历史体验。也恰恰是二诸葛，比谁都了解中国民众几千年来的生存伤害和民间痛苦。至于小二黑，他是受新思想、新启蒙滋养成长的农村新一代。与赵树理一样，其遭遇的不再是以往封建时代循环的改朝换代的历史，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崛起的时代，是有现代思想体系支撑、有现代政党的组织、现代政治军事动员的大革命时代。小二黑的思想情感、行事为人，不光在小说中生硬抽象，而且简直就是小说内外的中国乡土世界的“空降兵”和“方外来客”，一如那场红光满面的革命在当初与中国乡村世界的相遇。
《小二黑结婚》的耐人寻味，恰恰是它生动彰显了现代与前现代中国的两代人在对待人生命运的抗争与对时代大流在迎拒方面的差异。时至今日，一个因简单的自由爱情追求而引发的血案，已经很难引发如此多重面向的思考。可如果考虑到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一切都理所当然。这就是乡土中国。理解《小二黑结婚》的小说内外，才能真正理解赵树理，才能真正理解其心向往之的延安理想，也才能真正理解从乡土中国与俄共革命组织形态共同孳乳出来的当代中国。为此，西里尔•贝契评价赵树理说：“他的大量的素材取自旧时代。他永恒的主题是谴责旧制度。”[39]旧时代和旧制度，既是赵树理艺术写作的始基，更是他呼吸与共的情感生命、书写世界。
遗憾的是，《小二黑结婚》之后，赵树理习惯成自然，“给自己的作品提出了崇高的教育使命，处处用中国农村及其变革中发生的真实而常常又很复杂的问题，来努力教育读者”[40]。以写小说来教育人的热望，这一悠久的本土文学大传统在赵树理心中是如此坚定、僵硬而执着，甚而成为他现代革命政治热情的释放路径。由此看来，写作理念和文体实验的偏执，不仅让赵树理一度得以被追认性地进入了历史风云[41]，也使他迅速在现代小说的艺术勘探中陷于自我迷失与现代虚无。
四
在讨论赵树理小说现代意味的同时，几乎所有研究者也都承认，赵树理对中国民间文艺的熟悉与运用无人比肩。的确，民间趣味是赵树理的文学立场，《小二黑结婚》也不例外[42]。而一般说来，持这种文化教养和文化趣味立场者的写作前提，都必须服膺民间信息交流的本质：投其所好，沁人心脾。赵树理对此洞若观火：
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但是照顾传统的目的仍是为了使我所希望的读者层乐于读我写的东西，并非要继承传统上哪一种形式。……我究竟继承了什么呢？我以为我都照顾到了，什么也继承了，但也可以说什么也没有继承，而只是和他们一道儿在这种自在的文艺生活中活惯了，知道他们的嗜好，也知道这种自在文艺的优缺点，然后根据这种了解，造成一种什么形式的成分对我也有点感染、但什么传统也不是的写法来给他们写东西。同时我这种写法也并不能和大多数作家的写法截然分开，因为我虽出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面——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43]
此番逻辑严密、转折甚多的大段“谈艺录”，在赵树理的文字中实属罕见，更因为充满着特定时代氛围下的紧张气息而尤其意味深长。这段话表明，赵树理对民间文化趣味和旧传统的热心，其实并非为了复古，而是为了收纳迷离于旧传统的人们，进而为其写作理念和文体实验撑腰张本。克里夫佐夫说“赵树理并不热心于旧传统，而是一位创新者”[44]，有深意在焉。
在正常经济秩序下，制造吸引无非为了得到关注，继而转为名利。对于早早从事革命工作的赵树理而言，这绝非主要考虑，“文摊说”[45]就是证据。“文坛”与“文摊”一字之差，区别所在是各自要影响的人。赵树理谙熟“兴观群怨”，并在群体动员机制层面上达到了中国文学“群”传统与现代革命呼告、群众动员机制的奇特契合[46]。这也正是其文学观的现代独创性和新颖性所在之一。《小二黑结婚》不过是赵树理在无意识中进行两结合创作的经典文本而已。为此，它不仅被最频繁地改编成了各类地方通俗曲艺，也最为各类文学史著述看好。
可是，对于文化水平低下的革命根据地民众而言，现代小说何以能继承和发扬“群”传统呢？必须靠趣味民间化，这就是赵树理方向对民众的实质意义，也是《小二黑结婚》会被改编成大量地方民间曲艺作品的奥秘。诚然，趣味民间化绝不等同于文艺大众化。因为无论是哪一种大众化，实际上都与真正的大众没多少必然关系[47]。所谓趣味民间化，在中国底层民众看来，一是要包含他们对中国俗世经验和感情的基本传统理解；二是能激发他们对俗世经验的现世感知。
对于俗世经验和感情的基本传统理解，中国老百姓常常靠将心比心式体验来领悟普世情怀。以“大团圆问题”为例。对于物质贫乏、资讯封闭的中国农村来说，“大团圆”无非是温饱和传承问题，即“食色”之“性”。这两项如能同时满足，常常就可称为“大团圆”。赵树理对此有入木三分的辩护：“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得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懂团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我们也应该懂得团圆。”[48]无独有偶，周扬也曾就此发有宏论：“‘五四’时代反对过中国旧小说戏剧中的团圆主义，那是正确的，因为旧时代小说戏剧中的团圆不过是解脱不合理的、建立在封建制度和秩序之上的社会的一个幻想的出路，它是粉饰现实的。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团圆就是实际和可能的事情了，它是生活中的矛盾的合理圆满的解决。”[49]尽管周扬倾向强调“新的社会制度”之于大团圆的意义，赵树理则注重大团圆是“中国的规律”，但两人都高度认同了经验性的“大团圆”对中国民众审美的根基意味。
因于此，《小二黑结婚》大团圆模式是显而易见的，故事模式也极为古典。任何一个稍有文学修养的中国人都会发觉，《孔雀东南飞》、《西厢记》、《红楼梦》的趣味不时在里头频频再现。三仙姑与老夫人、红娘与村长（区委书记）……故事情境与人物虽说有时代差异，但基本故事功能皆异曲同工。故事情境与人物形象的时代感产生了故事现实感，基本故事功能则激发出故事的历史感。在现实与历史的缠绕中，《小二黑结婚》成为“深通世故的老农讲故事”，是“使农民自己不得不对自身的事情发生兴趣的作品”[50]。鹿地亘更是把它理解为赵树理“独特风趣”与“民间故事风格的天衣无缝的结合”，“再现的是最典型的中国的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再现”[51]。尽管鹿地亘的判断有他者眼光，但这并不妨碍他瞬间敏锐看到赵树理小说中最富有中国传统民间文学趣味特质的基因：以“食色”之“性”为始基的大团圆。真理往往是朴素的，事实就是这样：有史以来的中国民众对自身发生兴趣和投入热血的理由，无非都是因为他们最原始的生存成为了渴望，遭受了压迫。即便是多么摩登的自由、启蒙、革命和幸福，都务必以此为起点。
如何才能激发底层者对俗世经验的现世感知呢？对乡民而言，他们接受讯息的主通道并非纸本阅读，而是依赖“看”和“听”：看得懂，是指看懂相关图符；听得懂，是指听懂他人言语。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就强调“听得懂”的“第一重要性”[52]，堪称现代革命领袖之洞见。赵树理曾长期出入乡野，“听得懂”的力量于他更是念兹在兹：他不仅有五四新文学无法进入农村民众生活的亲身经历，更有浸淫于地方曲艺表演多年的体验。故而竹内好认为：“赵树理周围的环境中不存在作者与读者隔离的条件。因此，使他能够不断加深对现代文学的怀疑。他有意识试图从现代文学中超脱出来。这种方法就是以回到中世纪文学作为媒介。”[53]此论相当尖锐地点出了赵树理小说与传统趣味的对接与接榫之处。
竹内好进而指出：“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言，中世纪文学是处于未分化的状态。由于这种未分化的状态是有意识地造成的……”[54]那么，赵树理沉湎于“中世纪”的“未分化”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究竟又是为什么呢？难不成正是“有意识地造成”的“意识”在作祟？显然，此意识亦非赵树理的个人意识，而是他所服膺和信仰的“红光一线”。不过，仍然需要肯定，赵树理小说的传统魅力，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他执着于传统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因为宗教教义的日常普及与俗世感化，正是赵树理对此关系在中国乡土生活经验里的根本理解。既然赵树理有这种理解，那他就能不完全算是现代思想启蒙者的写作，也不可能全是“振木铎”式的采风。此暧昧的情感底蕴和迷离的身份认同，贴切而同步地传达出了赵树理艺术世界的思想境界追求与现实力量依托。这也正是延安《讲话》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近七十年来的光荣与梦想。
如此说来，《小二黑结婚》对于五四文学与延安文学之间的艺术模式转折的意义之重大，它为当代文学创辟的写作契机和文学空间之巨大，无论就文学意味还是思想史当量，都是相当惊人的。回望赵树理缠绕于乡土经验与革命叙事的写作身影，无论站在现代或传统的哪一个立场上，都有些无间道式的悲悯与苍凉。
综上所述，赵树理小说的文学思想史意味超过了文学史贡献。《小二黑结婚》的写作与成名，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艺术行为，更不是单纯的现代传播与接受。这是一场交织着革命与传统、民众与战斗力、艺术与宣传的现实事件，也是缠绕着古典与现代、封建专制与革命专政的思想史议题。作为《讲话》倡导的新文学开篇，《小二黑结婚》不但为后人探究赵树理的意义留下了传奇生动的思想史写照，而且给中国当代文学史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意义空间。它以暧昧的传统趣味点燃了北方农民的革命激动，更以特异的现代情绪成为了革命历史叙事的开创者。
（本文刊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1]喻晓薇：《<小二黑结婚>创作、影响史话》（《永远的红色经典》：樊星主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2]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67页。
[3]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655-662页。
[4]参见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董大中：《赵树理评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黄修己：《赵树理评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凤凰卫视节目http://news.ifeng.com/history/video/detail_2010_07/13/1763718_0.shtml。
[5]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6]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5页。
[7]袁国兴：《中国现代文学初期女性作家“自叙传”小说的“少女情怀”和“病情叙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
[8]赵树理说：“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 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 应该把它提出来。”（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3月。）而《小二黑结婚》出版伊始，太行山新文艺的同行对此无动于衷，有人甚至认为赵树理是“海派”。然时隔不久，赵树理却被确立为延安新文艺的方向作家。趋于雅俗两端的评价，说明他当年曾不入时流。（杨献珍：《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9]彭德怀为《小二黑结婚》的出版题词，不仅是对赵树理的革命历史叙述理念和写作信念的精当概括，更是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共振。事后赵树理被追认为《讲话》文艺方向的实践者，逻辑奥秘即在于此。
[10]驹田信二认为：“在赵树理的作品里, 解决问题的人几乎都是人民政府的代表。”（转引自[日]林千野：《赵树理作品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辑。）
[1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12]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3），第13页。
[13]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06页。
[14]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396页。
[15] [美]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
[16]谢泳：《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从<小二黑结婚>的一个细节说起》，《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
[17]这种事情无独有偶，《白毛女》的创作和传播也是如此，乃至多年后还有白毛女原型人物去世的假新闻。（陈新平：《她是喜儿原型吗》，《新闻战线》，2003年第4期。）
[18]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507-508页。
[19]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03页。
[20]谢泳：《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从<小二黑结婚>的一个细节说起》。
[21]按舆情写作对新文学作家影响深远。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就依托《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22]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523页。
[23] [英]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24]钱钟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评），《新月》4卷4期（1932年11月）。
[25]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392页。
[26]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67页。
[27]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89页。
[28]小说应该“有什么好”，参见杨绛：《有什么好？——读小说漫记之三》，《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
[29]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05-406页。
[30]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27-428页。
[31]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31页。
[32]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28页。
[33]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31页。
[34]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21-422页。
[35]董之林先生认为“赵树理热衷于对传统戏剧,以及传统评书、鼓词等曲艺形式加以利用和改造，努力在自己小说中实现传统因素和启蒙精神结合。这种体现了五四传统、以平等自由态度对待小说艺术的作家情怀……是对启蒙精神能够在本土获得接受最有力的证明”。（董之林：《韧性坚守与“小调”介入——赵树理小说再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36]今村与志雄将“大众化问题”理解为“文体通俗化”说：“文学大众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因而，它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环，同时在每个时期，中国文学也都获得了新的生命。”同时，他将《李有才板话》的快板与莎士比亚的悲剧《合唱团》说唱比照论述，认为是文本表“集体的感情”。（《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09、416页。）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政治实质，李广田先生说：“《李有才板话》中的快板部分，其地位，其作用，适如希腊悲剧中的‘歌队’(chorus)，快板中所说的，和歌队所唱的，都是人民群众的意见。”（李广田：《李广田文集》第3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82页。）
[37]苏区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往往与“扩红”紧密相关。见《女英自述》：江西妇女联合会 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朱晓东：《通过婚姻的治理——1930年-1950年革命时期的婚姻和妇女解放法令中的策略与身体》，《北大法律评论》第4卷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401页。）
[38]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38页。
[39]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73页。
[40]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58页。
[41]王瑶先生回忆：“50年代，我讲赵树理的作品和大家一样，毛主席的《讲话》开辟了新时代，赵树理就是杰出的代表。当时北大有很多留学生，他们一下课就去访问赵树理，问他的经历。问他是怎样贯彻《讲话》的。赵树理说，他写小说根本还没有看到《讲话》，以后才看到。留学生们便吵了起来，说我简直是条条。当时留学生有意见一般不直接向老师提，而是先给大使馆提，大使馆给外交部，外交部给教育部，教育部给北大党委，最后再捅到我身上，结果弄得我很狼狈。”（《赵树理学术研讨会纪念文集》，山西作家协会1982年编。转引自 张香琪：《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赵树理研究的误区》，《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事实也是如此。赵树理1943年底回机关参加整风运动时才看到《讲话》，这时《小二黑结婚》已完成。（李普：《赵树理印象记》。参见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5页。）当然，没看到《讲话》也并非就能说明他没受到相关思想的影响。
[42]《小二黑结婚》出版伊始，太行文艺界有人认为是“低级的通俗故事”，有人认为是“海派”。（杨献珍：《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版》）这两种意见乍看马牛风，却都点出赵树理文学的民间趣味本质。在民间趣味的意义上，宣传和消费未尝不是一回事。
[43]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第19期。
[44]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54页。
[45]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5页。
[46]参见[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德]埃里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冯文光等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7]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1-54页。
[48]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人民文学》，1958年第10期。
[49]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
[50]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397页。
[51]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397-398页。
[52]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60页。
[53]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30页。
[54]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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