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故事：记郑州大学三位七七七八级入学的优秀教师 - 郑大考研网育博书店

郑大故事：四十年励志笃行不负韶华四十年峥嵘岁月不负时代
——记郑州大学三位七七、七八级入学的优秀教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期。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1978年中国大刀阔斧地推进高考改革，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年波澜壮阔的一个缩影。
在郑州大学，有这样一群教师，他们幸逢改革开放的政策，于1977、1978年参加高考，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他们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参与者，改革开放引领他们走上求知的道路，他们以梦为马、步履不停，学有所成之后选择做一名人民教师，以教书育人回报社会，以创新成果回报国家。
樊洛平：跟着时代大潮勇往直前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是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与郑州大学结下不解之缘。”文学院教授樊洛平老师认为，自己的命运轨迹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更与郑州大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与原郑州大学‘同龄’，在新的郑州大学腾飞发展中不断成长，这些重要时间节点的交集，连缀了我生命中的重要年代。”樊洛平1956年出生，恰逢原郑州大学建校。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元年，这一年郑州大学也恢复了招生，樊洛平就是在这一年考入郑州大学文学院。
樊洛平非常珍惜这次高考机会，此前，她在河南洛阳的一所中学任教，还兼任团委老师，日常工作非常忙碌。“恢复高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那个时代，照进了茫然或躁动的年轻人心中。对于喜爱读书的我来说，这是一次真正可以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我觉得命运之神在敲我的门了。”樊洛平回忆起当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她兴奋不已，而且一定要去试一试，“那时我对自己的人生方向没有把握，但是一种声音在内心召唤我，不能放弃这次机会，要争取高考，无论结果如何。”
从高考的报名到复习，樊洛平凭着一股韧劲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她是在报名期限的最后一天才获得所在单位的允准报名参加高考。白天忙于工作，她就抓紧晚上的时间复习。为了发挥自己的特长优势，樊洛平决定报考文科。高考停滞十年，学习复习资料几近于无，“我们找高中同学借来零星的文史复习资料，晚上下班后，就在办公室用复写纸一式两份抄写，常常忘了吃饭，手也抄得生疼，但必须赶着抄完，因为第二天还要把资料还回去。”那段岁月的刻苦努力在樊洛平的记忆中依然十分清晰。
终于，她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这次历史上录取率最低的高考考场。1978年3月6日，作为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樊洛平跨进了郑州大学的校门，来到了她向往的中文系开始了四年的学习生活。樊洛平上学期间担任学习委员，多门专业课名列前茅，品德优秀、成绩优异的她在1981年毕业后被分配留校，成为自己母校的一名人民教师。
时光荏苒，转眼改革开放四十年，樊洛平也从一名大学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教师、学者，她把自己的青春韶华献给了自己的母校郑州大学。教师的本职是教书育人，樊洛平在教学工作中兢兢业业，被评为首届郑州大学学生“我最喜爱的老师”，并获河南省教学名师的称号。热爱思考和钻研的她还在中国当代文学、台湾文学、女性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建树。
谈及为何会选择研究当代文学，樊洛平率直地回答，只是因为当时文学院教研室需要有人来做当代文学方面的研究。“我当时在教研室最年轻，所以义不容辞应该完成这个任务。”经过教研室同事的共同努力和多年的学科建设，樊洛平主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获得教育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称号。
在研究当代文学的过程中，樊洛平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偶然的机会，她开始接触到台湾文学，“改革开放使两岸关系逐步融冰，这为研究台湾文学提供了可能。”樊洛平以敏锐的触角发现了自己可以有所作为的学术领域，但在当时的河南学界，这种研究面临着几近孤军奋战的困难。由于资料的匮乏，她甚至跑遍各地的图书馆，只为查阅只字片语的有用信息。功夫不负苦心人，在台湾文学方面，樊洛平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两岸学者的关注，多次应邀赴台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她在郑州大学开设台湾文学研究课程，“同学们愿意听这门课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学校和学院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樊洛平说。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涌动，文学创作繁荣发展，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女性作家崭露头角。于是，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樊洛平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方兴未艾的女性文学，她主持的三个国家项目《当代台湾女性文学史论》《两岸女性小说创作形态比较研究》和《族群文化视野下的台湾客家文学研究》都与台湾文学和女性文学相关。
2017年，郑州大学入选国家一流大学建设序列，这一年，樊洛平作为优秀的学者代表受邀赴台湾清华大学参加第三届竹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樊洛平参加了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改革开放40年：性别意识的兴起与拓展”研讨会以及盐城师院和汕头大学分别举办的两次“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如今，樊洛平依然以学术在线的姿态，活跃在她喜爱的研究领域。“作为一名郑大人，我深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四十年郑州大学越来越好的变化，也期待着融入自己奋斗汗水的郑州大学有更加美好的未来。”樊洛平说。

王复明：做“工程医生”维护国家“血脉”
如果把密布全国的高速公路、各类堤坝及地下管道等基础工程设施，看做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血脉”，那么，王复明院士就是一位给国家“血脉”诊病治病、以“微创修复”为专长的“医生”。
谈起当年的大学理想，王复明院士表示，从考上大学的那一刻开始，他就立志要做一名“工程医生”，专治水利工程上的各种“通病”“顽疾”。
回首过去，王复明院士想起了自己从大学至今四十年的风雨历程，最让他难忘的还是高考——这场让他走出农村的考试，成了改变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1975年7月，王复明高中毕业，在老家周口市沈丘县的一个乡村里当水利技术员。当年8月份，驻马店发生了洪水灾难，冲垮了王复明老家的堤坝。“水太大，我们离”驻马店约300公里远，水都能把堤坝冲垮，那年的记忆太深刻。”自此，为祖国建设更完善的水利设施这一目标便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也是因为那次抗洪，1977年国家高考制度恢复后，王复明志愿学水利，成为了郑州工学院水利工程系的第一届大学生，本硕连读七年。1987年，拿到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的他选择回到母校。之后，他赶在国家实施“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政策的好时机时出国深造，学成之后却毅然拒绝美国诱惑回到中国，投身到建设祖国的时代洪流中去。
“祖国培养了我，回国服务，扎根郑大，是我无悔的选择。”王复明坚定地说道。
从高速公路、堤防大坝、再到地下管道，从反演理论、无损检测、病害诊治到非开挖修复和应急抢险，王复明不仅开拓了病险工程“微创修复”技术，还打破了交通、水利及土木工程学科的界限，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王复明认为，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个人原因，更重要的是大学及出国时期的学习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背后是国家对人才的支持政策。
“我要感谢这个时代，能给我这个地道的农村孩子深造的机会，是时代造就了我。”在王复明看来，他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国家高速公路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发展，都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环境，“我很幸运”，他这样感叹到。
如今，年过花甲的王复明院士，仍不忘初心，致力于攻克国家基础设施安全维护面临的多项工程技术难题，尽职尽责地做好“工程医生”，维护好国家“血脉”。

王立东：托起生命之舟，为祖国献赤诚
王立东，一名普通农民的儿子，在与改革开放共成长的40年中，他取得了许多河南第一的学术成就：河南医学界第一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第一位中原学者和第一位河南省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他是河南建国以来第一位破格申报副教授时，被河南省政府高评委直接评为正教授的年龄最小的医学教授；此外，他还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
1978年，20岁的王立东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迈入高考的考场。笔尖在试卷上的“沙沙”作响，承载了这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全部希望。之后，他顺利考入河南医科大学医疗系，开始了他对学术之路的探索。
1985年，他考取了母校的硕士研究生，成为裘宋良和周良樾教授的得意门生。从此，他踏上了食管癌发病学研究的征途。
改革开放后，在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了出国学习的热潮。1987年，他在硕士研究生还未结业时就赴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学习。思想、精神和创造力的解放，使王立东在自己所做的领域里开始崭露头角，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光芒照耀。1991年王立东应邀再次赴美，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
面对学术的突破带来的直线式发展高峰，他也迎来了一个两难的抉择，是继续在条件优越的美国发展，还是回到自己毫无基础的中国从头开始。虽然他的朋友、导师极力建议他留在美国，但他决定义无反顾地奔回祖国。不仅如此，他还变卖了自己的汽车、彩电、冰箱等，带着妻子女儿走上了回国的道路。也许在别人的眼中，王立东荣誉加身，但王立东深刻明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国家处于封闭状态,是不会有出国的机会的，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国家改革开放带给自己的种种机遇。
回国的同时，他凭借着自己的能力他带回了价值20多万元人民币的图书资料和科研仪器。当有人问他回国对待遇有什么要求时，王立东这样说到:“什么要求都没有,真的!如果你做出一点点的成绩，就拿此来要求社会。那是在和你‘父亲’要钱。这无异于一个‘强盗’!”“‘根’是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的!”
在王立东的内心深处，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他，也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回报祖国。他无数次带队下乡,深入林县、辉县等食管癌高发区,和他的团队一起在村民的小屋中打地铺，用馒头配咸菜来充饥；没钱租车，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双脚一天之内走完6个村。至今为止，他实验室病人的资料已有2.9亿条，这正是他和他的团队30年来无惧风雨、一点一点跑出来的成果。
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王教授几乎不离开实验室，虽然王立东的家与实验室只有五分钟的距离，但他却很少回家，“我回家了，我的电脑带不回去，我的资料带不回去，我的研究带不回去，那我回家干什么呢。”他说。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品德的标准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好人，要有感恩的心，要行善，要不计得失。”40年前，他走入高考的考场，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福泽，40年后，他依旧专注学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回报祖国。“必须使我们的青年一代树立起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能够专心致志去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王立东说。（撰稿学生记者马辰睿王昕宇刘一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