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含义与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

郑大考研网

《中国大百科全书》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1] 465，这个定义需要讨论。知识是被理解了的信息，而信息是物质的一种普遍属性和功能，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和人对这种状态及方式的感知与表述构成信息的核心内容。从这个定义出发，所有的物质都可以看做是信息的载体，而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对于文献来说，这样的载体就太泛了。虽然古人以“日月叠璧”为天之文，以“山川焕绮”为地之文（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但文献概念所包含的从来就只有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内容，因此，客观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并不包含在文献之内，只有那些记录了人的感知与表达的信息载体才属于文献。张舜徽先生缩小了载体的范围，他指出：“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甲骨、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2]3这是把文字作为文献的核心内容，凡承载了文字的事物才属于文献。将这个定义放在缺乏声像记录手段的时代，无疑是正当的。但人类制作文献的历史就大大地缩短了，那些旧、新石器时代的洞穴画、崖壁画等被排除在文献以外，这是不合适的。刘宋时期王俭编《七志》时，就设立过图谱志，将图谱纳入文献范围。当代的电子文献已经将文本、图像、声音整合到一起，再将文献的内容限制在文字领域，就是画地为牢了。
要用静态的文献载体将事物的运动变化特性全部呈现出来，如同用布袋去装风，必然四处漏气。从知识信息传递角度去理解文献概念可能更切合实际。知识信息的传递是从人到人，文献只是传递知识信息的介质，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不需要介质，也就无所谓文献。但在长时段远距离的知识传递过程中，能够承载知识信息的文献就必不可少了。人本身可能被当做传承介质。子贡论及孔子学问的来源时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这就是以贤者与不贤者为文武之道的传承介质，这些人具有知识载体的性质。但原来的文武之道也受到了这些传承者的改造，以至于有了大小之分。如果将这些传承印迹串联起来，知识的运动过程也就展示出来了。文献呈现的就是知识信息的运动轨迹。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论语集解》引郑玄注：“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朱熹《论语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 在《尚书》、《逸周书》中，有黎献、民献、献臣、献民等词汇，献、贤均通用。夏礼、殷礼要靠文章贤才来传承，一旦传承断裂，礼仪不能演习，知识信息的运动就中止了。
人们常常将知识比喻为海洋，知识海洋的广阔浩瀚让人慨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要在知识的海洋里航行，离不开如同海图般的文献学。文献学通过对人类各活动领域的文献的收集、分类和传播来研究文献及其运动变化规律。《文献学辞典》指出，文献学“在我国通常有两个含义，一指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或称古典文献学），一指现代文献学。”[3] 186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中，现代文献学研究由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承担，属于管理门；而古典文献学分为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属于历史学门和文学门。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将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分开是必要的，现代知识信息总量极端庞大，又处于不断增长变动的过程中，要弄清所有知识的边界已极为不易，要追踪各个知识点的发展历程，就如同要将海洋中每一滴水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一样艰难。现代文献学能做到的就是充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对现代文献信息资源的采集、存储、传递和开发利用提供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工具。比起现代文献学所面对的知识海洋来说，古典文献学所研究的对象则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这一条长河，其总量是固定的，边界是清晰的，各项知识分支也同河道支流一样一目了然。
学科划分建基于知识体系的不同，专业区分建立在社会职业领域的区分上。从专业区分角度看，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分属于文学专业和历史专业，各自服务于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职业领域。从知识体系角度看，两个学科大体一样。张三夕先生指出：“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框架和知识体系大体上是一样的，比如都必须讲到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4] 前言从学科建设角度说，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有合并的必要。现代学科分类中二者并存的尴尬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造成的，古典文献学是从专业角度分出来的，而历史文献学是从学科角度分出来的。回顾当年国家设立古文献学专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古籍整理人才。1959年7 月17日，翦伯赞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他指出：“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才，主要是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文献。”古文献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分配到图书馆古籍部、古籍出版社、文化管理单位等，确实满足了社会整理古典文献、继承传统文化的需要。历史文献学的设立，则是从学科建设角度提出来的。1979年，张舜徽先生与学界同仁在桂林发起成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首次提出了历史文献学名称，1982年在中州书画社出版《中国文献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献学的基本知识，介绍了前人文献整理的丰硕成果，初步构建起古典文献学学科的理论体系。
作为二级学科的古典文献学，在学科分类中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涵盖了八个二级学科，文艺学重在传授文学理论知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重在传授文学经验知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传授语言理论知识和汉语经验知识；中国古典文献学则以传授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研究与整理的知识为任务。从这个学科构架的设计看，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包括了文学类课程、语言类课程和文献类课程三类基础课程，可称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三驾马车。
作为一个专业的古典文献学，要培养出古籍整理的人才，需要向文化传承创新方向大力拓展。社会上有文化热、国学热，传统文化课程、国学课程、经学课程可在古文献专业开设，甚至古文献专业下可以设立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经学研究的学位。1902年，张百熙负责制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七科分学”方案，在“文学科”中就设立有“经学” 目。古文献学与文史哲各专业联系密切，古文献专业可以为其他专业开设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哲学文献学、中医文献学、少数民族文献学等课程。
分科立学是现代教育的一项大成就，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急需人才。但文史哲在中国文化里是密切相关的，截然分开不利于通才培养。中国传统学术本来有自己的体系，一采用分科立学，就切断了学术源流，撕裂了学术体系，不利于学术文化的传承。学界对于传统学术的维护首先体现在经学的废立上，1861年冯桂芬作《采西学议》，其中西合璧的分科门类中就有经学。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其“七科分学”方案中经学排在第一。但自民国成立，经学科目完全废弃，经学作为学科就不再适宜了。虽然其后不断有人倡导学生读经，如徐世昌、章士钊等，但由于经书与封建思想和制度的密切联系，废除读经的呼声终究占了上风。其次体现在国学的讨论中。二十世纪以来，梁启超、章太炎、钱穆等都发出了弘扬国学的呼声，国学一度走进中学、大学课堂。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学专业在许多高校开办，整个社会对国学复兴都非常关注。在经学不能恢复，国学不被承认的情况下，古典文献学专业应该承担起复兴传统文化的重任。
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高校所具有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职能很早就被开发出来了，高校也因此成为社会机构中不可或缺的部门。社会服务职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发的，这个新功能将高校从社会边缘推入社会中心，承担起引领社会进步和助推社会发展的双重任务。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高校还有第四项职能，那就是文化传承创新。优秀文化传承可以保障社会价值系统的稳定性，思想文化创新可以指明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以文献形式呈现出来，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符合高校文化传承创新职能的需要。不从整理古籍角度，而从认识文献传承文化角度看，文史专业的本科生了解古文献知识是有必要的。
古典文献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前人已经有了很多成就。1930年，郑鹤声、郑鹤春出版《中国文献学概要》，在例言中说：“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这是将文献的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视为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内容。1960年，王欣夫先生出版《文献学讲义》，直接把目录、版本、校勘等方法应用看做是文献学的主要内容。1982年，张舜徽先生在中州书画社出版《中国文献学》，规定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是：“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通过文献整理编纂工作，条理化、系统化可以实现；通过文献注释翻译工作，通俗化、明朗化可以实现；通过文献校勘辨伪和学术史梳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任务也能完成。 1987年，洪湛侯先生在《古典文献学的重要课题——兼论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一文中，将古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分为四个方面：古文献的形体(含古文献的载体、体裁和体例)，古文献整理的方法，古文献学的历史，古文献学的理论，对古文献学的学科内涵和研究内容作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5]。2008年，董恩林主编《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一书，以“文献的文本”为研究对象，围绕历史文献文本整理与利用这一主线构建其文献学理论体系，设计了“文献的形体认知”、“文献的内容实证”、“文献的文理注译”、“文献的检索典藏”、“文献的二次编纂”五编[6]。 这些知识体系主要构建在静态的文本基础上，对于文献运动变化的特性关注不够。
从知识信息传递角度去考虑，建设古典文献学知识体系可以从文献的制作与存佚、文献的组合与类分、文献的比较与鉴别等几个方面展开。
“文献的制作与存佚”将文献看做是有生命的事物，讨论文献的产生、存藏和消亡过程，包括版本学、典藏学、辑佚学等知识。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人们尝试运用各种材质来记录所发现的知识，有自然存在的龟甲、竹木等动植物资源，有石、玉等矿物资源，更能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是金属、缣帛、纸张和以光、电、磁等为介质的人造记录设备。在利用这些材质记录知识信息过程中，不同的材质与不同的知识类型和表述方式形成共生关系，如龟甲材质与占卜知识及简短精炼表述共生，金石材质与纪念性知识及庄重文雅表述共生，简帛材质与庙堂文学及规范性表述共生；纸本则与娱乐化通俗化文学及自由流畅的表述共生。各种文献制作出来后，并不一定能长久保存。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会给文献造成极大的破坏。存与佚、藏与毁构成一对矛盾，流传下来的文献大多经过多种载体转换，又得到藏书家保护或辑佚家的补充。文献文本随着时间延续而发酵，越久越珍贵。
“文献的组合与类分”抓住文献类别的生成性，解说文献组合成类，不同类别构架起来，形成文献结构的方式。看到旧的类别衰亡，新的类别诞生，原有的文献结构往往因此崩塌，新的结构又在原来的废墟上竖立起来。包括类型学、目录学、类书等知识。古典文献有十万余种，如果不能做出区分，那就是一团乱麻，谁也不能理清其长短。清理这些文献，可以用小群聚汇法，可以用宏观区分法。小群汇聚法把握到知识创新和传承的群聚效应，通过观察学派文献群、地域文献群、家族文献群等，对古文献的内容特色与分布特点作出合理的解说，各个类名可因此确立。古典文献宏观分类有按事物分类的，如魏晋以后兴起的类书，按照天、地、人、物的顺序汇聚相关文献知识，这属于组配分类法。还有按照学科分类的，如《汉书·艺文志》以传天人之道为目的，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略；《隋书·经籍志》以传儒家经典为目的，分经、史、子、集四类。这都属于体系分类法。
“文献的比较与鉴别”包括校勘学、辨伪学等知识。相似或相关的古典文献之间有先后、真假的区别，要找出孰先孰后、孰真孰假，只有在相互比较中才能看清楚。校勘学是一种比较的学问，文字的讹脱衍倒，篇题与内容不合，篇次区分有误等，都需要不同版本的比较才能发现和证明。陈垣先生总结的本校法、对校法、他校法、理校法都可以说是比较的方法。通过比较，同一文献各种版本的先后顺序、相似文献之间记录同一事实的立场差异等都能清晰显现出来。厘清这些差异，确实有助于部分恢复文献真相，但更重要的收获在于知识运动的轨迹被校勘记描绘出来了。
从现代知识的海洋回到传统知识的河道，就如同大马哈鱼溯河洄游产卵，“它们在迥游途中，不思饮食，只顾前进，遇到浅滩峡谷、急流瀑布，也不退却，有时为了跃过障碍，常碰死于石壁之前。能到达目的地的鱼，也因长途跋涉、忍饥挨饿，以至体内脂肪损耗殆尽，身体消瘦，憔悴不堪。绝大多数大麻哈鱼在产卵之后就死亡。”[7]鱼儿冒着生命危险洄游，是为了繁衍后代。人类不断地返回传统，是为了在文化的源头重新体认民族文化的力量，感受生存的意义，看清发展的方向。古典文献学研究虽然以传统的知识长河为研究对象，但其立足点却在现代知识海洋。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同河流与海洋的关系，传统以现代为归宿，就如同大河翻卷奔腾流向大海。古典文献学揭示传统知识的结构，描绘文献的传递过程和知识运动的轨迹，就好比清理河道，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2]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 赵国璋,潘树广主编.文献学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4] 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 洪湛侯.古典文献学的重要课题——兼论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J].杭州大学学报,1987(2).
[6] 董恩林主编.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 余力.鱼类迴游的秘密[J].科学大众,1963(12).
（本文为罗家湘教授参加古代文学史料研究会2013年会会议提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