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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历史学院师资力量介绍

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高 敏 李 民 袁祖亮 杨天宇 姜建设 王星光 张民服 安国楼 张旭华 高凯 戴庞海 袁延胜 李晓敏 陈隆文  吴漫 史建群
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郑永福 徐有礼 吴宏亮 刘保刚 谢晓鹏 刘宗志
世界史教研室	戴可来 于向东 于兆兴 吴宏阳 王琛 朱伟奇 陈天社 孙鹏 王毓敏
考古学教研室	韩国河 王蕴智 张国硕 陈朝云 李锋 靳松安 许俊平 朱君孝 孙危 姚智辉 华国强 张继华 温玉成 陈旭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李国霞 赵维娟 高正耀 张松林 张志清 孙新民 任伟 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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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了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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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看到了，
我再把每个老师的介绍都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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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专家高敏教授

高敏（1927.7-），男，汉族，中共党员，湖南省桃江县人，1927年7月出生。1958年武汉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1962年随郑州师范学院并入郑州大学。曾任郑州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并主持全面工作，1984年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并至今。曾历任郑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河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河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战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等。现任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河南省社科联与郑州市社科联理事、中国秦汉史学会与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及中国历史学会顾问、武汉大学兼职教授、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福研究会副会长、郑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先后在国内外知名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其中被人大复印资料复印长达90余篇；先后出版学术著作十一部，古籍整理二部，主编通俗性读物四部，合计十七部。从197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先后培养了40余名硕士研究生，自1989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导师后，已招收七名博士生。硕士生与博士生中已晋升为正教授者五人，晋升副教授者十余人，有五人已为处级以上干部，或研究机关骨干力量。为全国重点大学评为教授、副教授若干人，评为博士导师十人，主持硕士生与博士生答辩若干次。其论著先后获得国家教委及省级一、二等奖十余次。1986年被河南省教委评为研究生教育优秀指导教师，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90年被河南省政府授予首批优秀专家称号，同年被中央人事部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至今。其事迹已先后被《当代中国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世界人物大典》等二十余部名人辞典收入。
高敏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学问渊博，著述丰硕，在史学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先生从事秦汉史研究40余年，成就尤为突出。先生自己说：“20世纪年代，我在武汉大学作研究生时，……唐师（唐长孺）就命我写秦汉史文章，作为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不敢间断关于秦汉史之研习，迄今已40余年矣。”先生在秦汉史方面研究成绩斐然，有论文数十篇，另有《云梦秦简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981年又出增订本，2000年台湾再版）、《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2003年台湾再版）、《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等几部专著，还与安作璋先生合著了由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之多卷本《中国通史·秦汉卷》。概括地说，高敏先生在秦汉史方面的研究具有几大特点：
（一）、重视经济史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论汉代抑商政策的实质》（《郑大学报》1963年3期）、《秦汉时期的重农思想蠡测》（《郑大学报》1978年2期）、《试论秦的经济立法原则及其意义》（《学术研究》1986年2期）、《秦汉时期的农业》（《中国史研究集刊》1986年2期）、《秦汉时期的官私手工业》（日本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杂志1989年6月）、《论秦汉时期畜牧业的特征与局限性》（《郑大学报》1989年2期）等等。以专著而论，《秦汉史论集》这部论文集共收论文十余篇，涉及秦汉经济史、政治史、阶级关系和农民战争等方面，而以经济史为主。而《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的秦汉部分无疑是典型的经济制度研究，《秦汉史探讨》一书正如先生自己所说“以经济史为主”。
   （二）、重视制度史研究。先生在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试论商鞅的赐爵制度》（《郑大学报》1977年3期）、《论两汉赐爵制度的演变》（《文史哲》1978年1期）、《秦律所反映的诉讼、审讯和赐爵制度》（《郑大学报》1982年3期）、《商鞅赐爵非二十等爵制说》（《中国古代史论丛》1983年1期）、《秦汉的上计制度述略》（《平准学刊》第2辑）、《秦汉邮传制度考略》（《历史研究》1985年3期）、《秦汉徭役制度辨析》（上、下）（《郑大学报》1985年3期、1986年4期）、《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求索》1985年1期）、《东汉盐铁官制度辨疑》（《中州学刊》1986年4期）、《秦汉时期的徭役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1期）、《秦汉的户籍制度》（《求索》1987年1期）、《略论西汉前期刍、稿税制度的变化及其意义》（《文史哲》1988年3期）、《秦汉上计制度》（《平准学刊》第3辑上册）、《东汉魏晋时期州郡兵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1996年3期）。以专著而言，《秦汉史论集》虽以经济史为主，但其中不乏制度方面的研究，如《秦的赐爵制度试探》、《关于汉代“任子”制的几个问题》等篇，而有些则从经济制度的角度进行研究，如《秦汉赋税制度考释》，这就既具有经济史上的意义，又具有制度史上意义；《云梦秦简初探》中则有《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土地制度》、《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若干制度》，而《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如上所言是典型的经济制度研究。白寿彝先生主编之多卷本《中国通史》之秦汉卷中的典志部分，主要是先生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撰写的。
   （三）、重视简牍研究。先生极早就意识到简牍在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早在1989年时，先生的《简牍研究入门》一书就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而先生于简牍在秦汉研究上的重要性尤为重视，在1985年就写了具有前瞻性的论文《秦简、汉简与秦汉史研究》（原载《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从秦汉史研究的困难所在、秦简的内容及其同秦史研究的关系、汉简的出现历史和出土情况、已出土汉简与汉史研究的关系四个方面作了深刻探讨，并且指出：“秦简（包括战国时期的简牍）和汉简的出土，实为秦汉研究的命脉所在。它不仅可以扩大其史料的来源，解决其史料奇缺的困难；也可以加强秦汉史料的原始性，克服后人删削史料造成的片面性；还可以印证和订正《史记》、《汉书》以及补充《史》、《汉》所未载的新史料，从而打开秦汉史研究的视野。总之，对秦汉史研究中扑朔迷离状态的改变、困难的克服、条件的创造、领域的开拓和整个秦汉史厂家研究的发展，都有赖于秦简、汉简的发现与研究。”1975年冬，云梦秦简发现后，先生就给予了高度关注，“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开始到一九七八年元月，陆续写出了关于云梦秦简的札记若干篇。其中有对云梦秦简的史料价值进行探讨的，也有就某一专题或某种制度对云梦秦简进行综合性的研究的，还有近乎史料整理性质的排比。”（《云梦秦简初探》之《前言》）这些札记后来结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1月出版，即《云梦秦简初探》，后又于1981年7月出增订荜。先生在《云梦秦简初探》版中，广泛地探讨了秦的徭役制度、土地制度、隶臣妾制度、赐爵制度及官制；在增订版中，又增补了关于法律制度、户籍制度、官吏考核制度、官府手工业制度以及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等篇目更全面地反映出秦简的内容、价值和意义，也更多地结合文献记载对整个秦史提出也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该书作为云梦秦简出土后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极大重视，好评如潮。黄盛璋先生为该书增订本所写的序和所作的评价，或许最具有概括性，他说：“云梦秦简……自刊布以来，国内外都发表过许多文章，讨论其中某些专题，但是作为一本包括秦简各个方面综合性的专著，《初探》不仅是最早出现的一本，也是至今所见的唯一的一本。而更为主要的是此书讨论较广，基本上包括秦简各个方面与主要问题。同时对其中许多重要研究课题，经过系统整理，爬梳疏证，提出了不少见解。”此后，先生对秦汉简的研究持续不辍，每有新材料发现，则夜以继日地形加以研究必欲穷道尽理。如尹湾汉简发现后不久，先生即有三篇颇有份量的札记问世，即《论尹湾汉简〈东汉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2期）、《〈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二》（《史学月刊》1997年5期）、《尹湾汉简〈考绩簿〉所载给我们的启示——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三》（《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3期，《东南文化》1999年1期转载）。先生关于张家山汉简的研究，有《汉初法律系全部继承秦律说——读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札记之一》（《秦汉史论丛》第6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等系列论文。
先生的秦汉简牍研究注重不同时期出土的简牍之间的关联性，如先生在《云梦秦简初探》的《关于秦时服役者的年龄问题的探讨——读〈云梦秦简〉札记》中提出秦时始役的年龄是15岁，现在又利用张家山汉简的有关材料复证此说（见《西汉时期的“傅年”初探——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六》，《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3期）。还有《论西汉前期刍、稾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指出秦汉时期的刍、稾税制度，在现存秦汉史籍记载中奇缺；云梦秦简的出土，让我们知道了秦时刍、稾税制度之梗概；后江陵凤凰十号汉墓出土的简牍，又使人得知刍、稾税制度在文景时期的巨大变化；而张家山汉简的出土则填补了秦至西汉初刍、稾税制的空白。2002年第九期《文物》杂志发表的《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赐爵制度》，既补充论证了先生以前在相关问题上的观点，又填补了《史记》、《汉书》关于赐爵制度方面的空白之处。
高敏先生不唯自己从事秦汉简牍的研究，而且还始终关注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如先生有评介论文《为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评吴福助教授著〈睡虎地秦简论考〉》（台湾《中国文化月刊》第234期）；又有《评〔日〕堀毅著〈秦汉法制史论考〉》，籍此先生又一次从理论高度指出如何抓住秦简研究的核心，他说：“秦简的主要内容是秦律，因而秦简的主要价值，应当表现在对战国、秦汉法制史的研究方面。这就是说，充分利用秦简所提供的新资料，去探讨秦律的渊源、秦律的本质特征、秦律与汉律的关系以及秦律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地位等等，才算抓住了秦简研究的核心问题。”
   （四）、研究的范围极其宽广。先生作为一代名家，研究范围绝不仅限于以上所论，而是旁及政治史、阶级关系史、农民战争史、人物职官研究。政治史方面的论文如《度田斗争与光武中兴》（《南都学坛》1996年1期）、《论西汉前期政治上的安定方针》（《史学月刊》1996年5期）。阶级关系史方面的论文有《秦简中“隶臣妾”为奴隶说》（《学术月刊》1984年9期），《秦汉史论集》中有《试论汉代的雇佣劳动者》、《试论汉代“吏”的阶级地位和历史演变》、《两汉时期“客”和“宾客”的阶级属性》等篇。农民战争史方面，先生则有《汉末黑山军的活动地区与名称由来》（《史学月刊》1965年2期）、《汉末张鲁史实考辨》（《农民战争史论丛》第2辑）、《秦汉的奴隶制残余与秦末农民起义》（《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加刊》第2辑）、《论西汉成帝时期的刑徒起义》（《中州学刊》1981年1期）等论文。人物研究有《李广难封的原因何在？》（1987年4月8日《人民日报》）、《论汉文帝》（《史学月刊》2001年1期）等论文。职官研究有《有秩非啬夫辨》（《文物》1979年1期）、《论秦律中“啬夫”一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1期）等。
   （五）、秦汉史研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世致用，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志向，先生尤以此为己任，从来不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作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努力地把自己的研究同当前的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如前所述，重视经济史，是先生秦汉史研究的一大特色，而先生的秦汉经济史研究正是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步的。现举一例以明之。1981年8月，正值盛夏，先生不辞劳苦来到古居延地区，即今之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一带。带着“在历史上，这里的戈壁与沙漠是否比今天要少？今天这里的戈壁与沙漠地带，在历史上是否有人居住和从事过生产呢？依稀可见的躲在沙漠里的昔日的旧灌溉渠道，肯定地回答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实地考察。先生认为“如果我们能了解这里的历史状况，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历史与现状的对比，无疑可以为今天额济纳旗各族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提供历史的借鉴。”正是本着这样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先生写了《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状况》一文，后收入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丝路访古》一书。该文发表后，曾引起胡耀邦同志及西北地区部分领导的重视，当胡耀邦同志在大西北考察时，在甘肃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曾提到和引用此文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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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史专家李民教授

李民，男，1934年生，1962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任郑州大学殷商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学会理事、（美国）美洲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顾问。出版著作11部，学术论文120余篇。分别获国际性、国家级奖和省优秀论著奖10余项。先后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教委重点项目。曾多次出国到加、美、日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分别在不列颠哥伦亚大学、东京大学以及香港大学短期讲学或做学术报告。199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后评为省级优秀专家，并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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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祖亮教授

袁祖亮，男，1944年11月生，汉族，河南南阳人，研究生学历，历史学硕士，教授，1984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70年6月参加工作。现任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常委、河南省委主委，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人口史，尤其在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联合国教科文合作考察等6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70多篇，出版专著5部。被评为河南省优秀专家，河南省优秀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国秦汉研究会副会长，兼任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主要个人简历：

           1965.09—1970.06  郑州大学历史系学习
        1970.06—1972.02  解放军0142部队农场锻炼
    1972.02—1978.11  南阳市五中教师
    1978.11—1981.11  郑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1981.11—1984.11  郑州大学历史系教师
    1984.11—1986.11  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
    1986.11—1992.01  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
    1992.01—1994.12  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1994.12—1997.11  民进河南省委主委，省政协常委，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教授
    1997.11—1998.01  民进中央常委、河南省委主委，省政协常委，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1998.01—今 河南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常委、河南省委主委，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专长为秦汉经济史、政治史及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
著作：《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年
     《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年
     《人口研究论稿》（合著）     新华出版社      2004年
论文：《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 《历史研究》     1991年
     《宋代户口之我见》         《中国史研究》   1987年
     《汉武帝末年人口并非减半——与葛剑雄商榷》   《学术月刊》   1985年
     《解决我国农业和农村人口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求是》内部文稿 1995年
主持完成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199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研究（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合作考察项目）、西北地区人口、经济、生态发展变化的历史思考（2001年国家教委人文社科项目）等。
曾获国家优秀图书三等奖、河南省社科一等奖、河南省社联一等奖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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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不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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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宇教授

杨天宇，男，1943 年12 月生，安徽安庆人。1981 年毕业于河南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著名三礼学专家。出版《周礼译注》等专著多部，在《文史》、《史学月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50 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多次获奖。

主要侧重从古文献、特别是《三礼》与古史的结合上，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尤其侧重于中国古代礼文化的研究。本方向已形成以博士导师杨天宇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年富力强的学术研究群体，已招收和培养过多届硕士研究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杨天宇教授曾出版学术著作3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获省部级优秀学术成果奖多项，现正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

杨天宇先生是经学史专家，故其秦汉史研究偏重于儒学史、经学史、文化史。先生多年来倾心于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礼学之研究。其所撰《论郑玄〈三礼注〉》一文，深入探讨郑玄《三礼注》的注经方法、体例及其得失，该文发表在《文史》第21辑。2000年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郑玄三礼注研究》，阶段性成果已显示该项研究之周密性与功力之深。唐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提出“礼是郑学”之说，清人陈澧、今人李云光（台）于此都有很好的阐释，然犹未尽也。先生的《略论“礼是郑学”》（《齐鲁学刊》2002年期）一文在此基础上，深加讨究，指出此说原因有三：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不唯如此，该文还发人所未发，指出了“礼是郑学”的根本原因，即：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氏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关于〈周礼〉书名、发现及其在汉代的流传》（《史学月刊》1999年4期），从文献学的角度，详细探讨了《周礼》一书的名称由来、发现及在汉代的流传情况，指出《周礼》原名《周官》，改名只是在王莽居摄年间的事。确认此书是河间献王从民间收集而得，献给朝廷后随即藏入密府，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秘书才重新发现。王莽居摄时立学官。东汉时，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加上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到一班大儒的提倡，此书得大行于世。而郑玄贡献尤大，他注《三礼》，列《周礼》于《三礼》之首，遂成为东汉古文经学的一面旗帜。《郑玄生平事迹考略》（《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5期），在前人的基础上，简明概括地叙述了郑玄一生，真正做到了知人论世。在近年关于汉代经学研究中，今古文经学关系问题亦是热点之一。汉代今古文之争的性质，学者或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学术宗派之争，或以为是围绕增立博士而争，或以为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这些说法虽有道理，但未将两汉加以区分。先生的《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2期）一文则指出两汉今古文之争性质绝不相同，即西汉是利禄之争，东汉是学术道统之争。所争并非那么激烈，仅在《左传》而已。二者融合，既有政治基础，即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亦有学术基础，即古文经学家多通人。郑学的出现标志着汉代传统经学的改造和融合的最终完成。《郑玄论著目录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2期）一文，则在前人的基础上较为详尽地考订了郑玄的有关论著。

此外，先生的研究还包括汉代礼制方面，如《略论汉代的三年丧》（《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5期），该文首先追述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已很少有人实行。接着从汉文帝临终时所制短丧诏谈起，历述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情况，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概括地指出汉代统治者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地来说却是持鼓励、支持的态度。最后探讨汉代服三年丧的风气、统治者所持积极态度的原因在于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从而清楚地揭示了“三年丧”这一礼制的渊源、在汉代的变化及其原因。在经学与政治关系方面，我国史学界大多认为，在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中，王莽是古文经学的后台，王莽的篡汉和改制，主要是利用古文经学作为理论武器。杨天宇先生所撰《论王莽与今古文经学》一文（《文史》第53辑），从王莽篡汉与今文经学的关系、王莽改制与今古文经学的关系两个方面纠正了这一片面性的说法。文章认为王莽篡汉利用了西汉中其以来今文经学所制造的种种理论，如汉运中衰当让国传贤易姓受命说、汉为尧后当火德之运说、阴阳灾异和符命谶记之说等。而王莽改制的依据大体有三个方面。其一，缘旧制而加以变更；其二，出其心裁；其三，根据经义。以上三方面往往交错而用之。其根据经义者，或用今文经传，或用古文经传，或杂用今古文经传，而更多的还是依据的今文经传。所以本文的结论是：今古文经学在王莽新朝享有同等被重视的地位，两者并不存在“对抗”问题。还有《刘秀与经学》（《史学月刊》1997年3期），论述了刘秀与东汉初年经学恢复的关系及重要意义。文献学方面，如《论〈礼记〉四十九篇的初荜确为西汉戴圣所编纂——兼驳洪业所谓“〈小戴记〉非戴圣之书”说》（《孔子研究》1997年1期），该文确证《礼记》初本确为西汉礼学家戴圣编纂，驳正了洪业几成定论的误说，即“《小戴记》非戴圣之书”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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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建设教授

姜建设，男，1959年3月出生，河南西峡人。1991年6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史学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原历史与考古系主任，现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州大学教务处长。曾获河南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省跨世纪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等荣誉称号。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先后承担并完成各类社科项目5项，出版过《周秦时代理想国探索》、《政事纲纪棗尚书与中国文化》等学术著作多部，发表过《先秦儒家王道释义》等学术论文数十篇。

姜建设先生主要从事先秦、秦汉思想史、文化史和文献的研究，许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游士宾客在秦汉的兴衰演变》（《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论述了游士宾客之凤在秦汉时期的兴衰演变过程。文章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叙述了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游士宾客活动的大致情况和宾客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其二是论述秦汉时期宾客的内涵及其变化特征以及宾客名节上的前后差异性；其三是论述两汉时期宾客活动兴衰的诸多原因，并指出两汉时期所实行的选官制度，使得“私恩关系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而这正是造成两汉时期“宾客”络绎不绝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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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光教授

王星光，男，河南获嘉人，汉族，1957年5月生，中共党员。1978年3月入郑州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硕士学位。2003年获郑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8年7月曾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学术访问。2005年9月曾赴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地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进行学术交流。
自1986年6月在郑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曾参与创办档案专业，任档案系主任。1995年11月晋升为历史学教授。现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历史系主任,科技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主要从事中国科技史、生态环境史、先秦史及档案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科技史求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河与科技文明》（黄河水利出版社2000年版）、《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吴其濬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黄河文化百科全书》（副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科学技术概论》（副主编，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等7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在丹麦、美国等学术杂志及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表5篇，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十余项。主持完成国家及省级科研项目近十项。曾于1994年获河南省青年科技奖、河南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