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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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

作者：王允亮        

颜之推（公元531—约595年），字介，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世居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生于士族官僚家庭，由于他博览群书，为文辞情并茂，故深得时任湘东王的萧绎赏识，十九岁就被任为王国左常侍，后因梁末丧乱入西魏，不久，奔北齐准备迂道返国，恰值梁陈换代，南归未果，留在北方，历二十年，累官至黄门侍郎。北齐为北周所灭（公元577年），他被征为御史上士。隋灭北周（公元581年），他又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被召为学士，不久以疾终[1]。故他自叙称“予一生而三化，备苶苦而蓼辛”，叹息自己“三为亡国之人” （《北齐书·文苑传》）。颜之推的传世著作有《颜氏家训》和《冤魂志》等。他在北朝与北方士人往来甚密，多有文学上的交流。他的《颜氏家训》一书有很多地方都是记述自己在南北方的见闻，通过南北比较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由于这一特色，使得该书很多地方都体现了南北文化交融的特点。颜之推在当时的南北文学交流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
颜之推在北朝的文学活动

颜之推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北齐书·文苑传》说他“世善《周官》，《左氏》学”，由于家世的影响，他的文学与当时流行的文风有所不同，有浓厚的儒学气息。《北齐书·文苑传》载：“之推早传家业。年十二，值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从“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句可以看出他与当时流行的文化风气是有距离的，“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一语更明显的体现了他创作中的儒学影响，与当时流行的艳丽文风不同，颜之推的风格还有典雅方正的特色。他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说：“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这也说明了他在当时的南方文坛上是与众不同的，典正是他文章的突出特色。

颜之推由于梁末战乱流转入北朝，在此期间与北朝文人多所交往，也有文学的创作，他的文学活动对于当时南北文学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林馆是北齐后主高纬时成立的一个官方文学机构，颜之推与它的关系十分密切。关于文林馆的建立，《北齐书·阳休之传》载：“休之本怀平坦，为士友所称。晚节说祖珽撰《御览》，书成，加特进，及珽被黜，便布言于朝廷，云先有嫌隙。及邓长颙、颜之推奏立文林馆，之推本意不欲令耆旧贵人居之，休之便相附会，与少年朝请、参军之徒同入待诏。”《北齐书·文苑传》又载：“（萧）放及之推意欲更广其事，又祖珽辅政，爱重之推，又托邓长颙渐说后主，属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虽所述有所不同，但两段文字都透露出颜之推在文林馆的建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文林馆建立后主要是由颜之推来负责的，《北齐书·文苑传》载：

寻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寻迁通直散骑常侍，俄领中书舍人。帝时有取索，恒令中使传旨，之推禀承宣告，馆中皆受进止。所进文章，皆是其封署，于进贤门奏之，待报方出。兼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号为称职。

文林馆作为北齐的一个官方文学机构，容纳了来自南北方的文人，也在南北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颜之推作为其中的关键人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入隋后，他又做过太子杨勇的文学学士，《北史·文苑传》载：“隋开皇中，太子召为文学，深见礼重。”

此外，他与北方士人在文学上也有很多直接的交流。《颜氏家训·文章》载：

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征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

可以看出，沈约的文学主张当时已经为北人所熟知，并受到他们的赞同。而祖孝徴和颜之推交流时，更是具体到用沈约的诗句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已经是文学上的商讨了。

《颜氏家训·文章》又载：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讌，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征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这说明他和北方士人就当时人对南方沈约和任昉的作品在被接受的情况而引起的争论也有一定的交流，这些交流涉及到了沈约、任昉、邢邵、魏收这四个在当时南北方都很有分量的作家风格的不同和成就的高低。

《颜氏家训·书证》也记载有颜之推勘定巏务山名，告诉魏收，被魏在《赵州庄严寺碑铭》的创作中所用的情况。这是他和北方文人间的交流进而影响到文学创作上的具体例子。此外，颜之推与北方文人还有直接的文学唱和往来，现还能看到他的《和阳纳言听鸣蝉篇》一诗，阳纳言为阳休之，是北方文人中的杰出者。《隋书·卢思道传》：“周武帝平齐，授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听蝉鸣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可知，以《听鸣蝉》为题的作品是当时的一次集体唱和之作，当时另一著名北方文人卢思道也参与了这次唱和。这次唱和的作者是南北兼有，为南北方文人间的交流唱和。下为颜之推《和阳纳言听鸣蝉篇》：

听秋蝉，秋蝉非一处。细柳高飞夕，长杨明月曙。历乱起秋声，参差搅人虑。单吟如转箫，群噪学调笙。风飘流曼响，多含继绝声。垂阴自有乐，饮露独为清。短緌何足贵，薄羽不羞轻。螗螂翳下偏难见，翡翠竿头绝易惊。容止由来桂林苑，无事淹留南斗城。城中帝皇里，金张及许史。权势热如汤，意气喧城市。剑影奔星落，马色浮云起。鼎俎陈龙凤，金石谐宫徵。关中满季心，关西饶孔子。讵用虞公立国臣，谁爱韩王游说士？红颜宿昔同春花，素鬓俄顷变秋草。中肠自有极，那堪教作转轮车。（《初学记》卷三十）

这篇作品为三、五、七言错杂成篇，和卢思道的《听鸣蝉篇》在体制上相似，风格上也都流畅婉转，表达了一种怅惘失落的心情，应为文人间相互学习和模仿的作品。

此外，颜之推的《观我生赋》与庾信的《哀江南赋》一样也是由南入北文人所创作的赋体名篇，该作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抒发了对世事仓皇反覆的深沉感慨，但与《哀江南赋》的词藻缤纷不同，这篇赋虽有深沉的思想，但用语工整平稳，更像一篇稳重的学术文，就句式来说也没用当时新兴的四六错落组合的句式，而基本是由六字句从首到尾一路排比成篇。这也说明颜之推受家世儒学的影响，在创作上与当时南方流行的华丽文风有所不同，有着正统稳重的特色。

颜之推还参与了南北音韵的交流，对于韵书的制定和统一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隋时陆法言著《切韵》时所与交流的南北士人中就有颜之推，他对北朝李概《音谱》和阳休之《韵略》等音韵学的批评与陆法言观点相一致，直接促成了《切韵》的诞生[3]。

二
颜之推对于南北文学的比较

《颜氏家训》共二十篇，是颜之推为了教训子孙，以保持自己家庭的传统与地位，而写出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这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其间多有对南北方风土民情社会文化不同的讨论，当然也少不了对文学不同的比较。

首先，该书记载了多处南北典籍文本在字句上的歧异，如《顏氏家训·书证》即载有南北典籍在文字上的不同，如《颜氏家训·书证》：

《诗》云:“有杕之杜。”江南本并木傍施大，传曰:“杕，独貌也。”徐仙民音徒计反。《说文》曰:“杕，树貌也。”在木部。《韵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为夷狄之狄，读亦如字，此大误也。

又如《颜氏家训·书证》：

《汉书》:“田肯贺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国刘显，博览经籍，偏精班《汉》，梁代谓之《汉》圣。显子臻，不坠家业。读班史，呼为田肯。梁元帝尝问之，答曰:“此无义可求，但臣家旧本，以雌黄改‘宵’为‘肯’。”元帝无以难之。吾至北见本为“肯”。

这两则记载说明当时的河北和江南在典籍的文本上，文字是经常会出现差异的，其中的对错也需要读者的细心辨别，在这里所举出的《诗经·唐风》中《有杕之杜》里的例子，江南本优于河北本，而在《汉书·高帝纪》里的例子上则是河北本优于江南本。经籍文本字句的不同往往会导致对之进行阐释生发的不同，在南北朝文学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文本字句的不同而要求辨识正误应是一个十分常见的事情。

其次，《颜氏家训·文章》对于南北文人创作习惯的不同也有记载：

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廙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

这段话以自己的经验教训说明南方文人在创作时比较喜欢接受读者的批评，而北方则不然，颜之推曾因此得罪过人，并告诫自己的晚辈千万不要轻易议论别人的作品，可见南北方在文学创作风习上的巨大差异。

再次，《颜氏家训》中还记载了南北文人审美风尚的不同。《颜氏家训·文章》载：

兰陵萧悫，梁室上黄候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颖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

在对王籍诗的欣赏上也有相同的情况，《颜氏家训· 文章》载：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耳。

在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颜之推对于南北方审美趣味的不同有着深刻的体会，而他对萧悫的诗“爱其萧散，宛然在目”，对王籍的诗则因为其与《诗经》“萧萧马鸣”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觉得有情致，则在这些南北审美趣味的冲突中他的审美无疑是南方化的。

最后，颜之推对南北方的士风也作了比较，他通过梁末丧乱后来到北方与北方民风的接触，深刻体会到了南方士风的不足与缺陷，《颜氏家训·涉务》中说：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这是梁末丧乱带来的惨痛教训，这个看法与《隋书·柳庄传》中苏威说的“江南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对南方士人的评价相一致，可见颜之推后来长期居于北方，受北朝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对于南方士风的缺陷有所觉察，而其所持的批评观点也与身边的北方人相一致。但颜之推对于实践能力很强的河北文士的作为也并不十分赞同，《颜氏家训·杂艺》说：

河北文士，率晓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讌集，常縻荣赐。虽然，要轻禽，截狡兽，不愿汝辈为之。

北方文士虽然练习世务，但“要轻禽，截狡兽”这样的事还是让成长于南方士大夫家庭的颜之推有些不能接受，故他在家训里告诫儿子不希望他们这样。

由于在南北方都长期生活过，因此颜之推对于南北文人习性，创作习惯，审美态度，以及文学风格等各方面都有深切的体会，双方的不同和冲突，受到他的注意，引起他的思考，并促使他对当时的文学提出比较切实的见解。

三
颜之推融合双美的文学见解

作为一个与南朝和北朝文学都有很深关系的人，颜之推的文学观对于我们了解南北朝文学的交流具有很大的意义，值得我们进行深入考察。

首先，颜之推比较强调文学的功利性的一面，他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说：“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可见“陶冶性灵”之事在他看来是行有余力之后才做的事，而他比较看重的则是“朝廷宪章，军旅誓诰”类的文章。因此，他对当时浮艳的文风很多批评：“今也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颜氏家训·文章》）对于文人的弱点也有很深刻的批判和揭露，《颜氏家训·勉学》：“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说明文人只知讽咏辞赋，在实际事务处理上则有很大的缺陷。在《颜氏家训·文章》的另一个地方他又对文士的这种通病进行了更深刻的揭露：“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可见在颜的心中，文人的很多积习也是由于“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所引出的恶果。所以他在《颜氏家训·文章》一篇的开头就对从古至今的很多文人进行了批判，认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十分偏颇的，同曹丕《与吴质书》和刘勰《文心雕龙·程器篇》中对文人的批评非常相似。当然，颜氏持论如此，除了和他的家世儒学的传统有关，也与北朝的文化氛围有关。《魏书·文苑传》中说：“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可见就对文人的指责这一点来说，至少当时的北方文人杨愔是与他相同的，足见颜之推持这种观点与他身处北朝，受当时社会文化风气的熏染也不无关系。

其次，颜之推对文学作品好坏的衡量标准很有自己的见解。作为一个具有浓厚儒学传统，又在北方比较质朴的社会氛围中生活了多年的人，他对文学标准的要求同南方文人有显著的不同，《颜氏家训·文章》：“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于宏丽精华，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观，便称才士；要须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可见他对文章的要求的标准为“不失体裁，辞意可观”，这同对文学作品艺术性要求很高的南方萧绎的“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有很大不同。但同时，由于成长于南方，受到南方文学风气的熏染，他也不抹杀文学的艺术性，象苏绰那样过分强调文学的实用性。他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说：

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这应该是他对文学作品提出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标准了。“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应该是指南方文学中出现的声律等新变，颜之推要求把它与古代文章的制裁相结合，可见他并没有完全抹杀南方文学在艺术性上取得的进步的价值。

最后，就文学的创作来说，颜之推的观点也很有特色。《颜氏家训·文章》：“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文学创作与学问不同，“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强调了文学创作的特殊性。也说明他对文学艺术的特殊性还是有所觉察的。

这一点，在《颜氏家训·文章》中的另一段记载中也有体现：

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席毗对于文学之士多有斥鄙，认为他们只会玩弄无用的辞藻，不如自己有松树那样的宏才，然而在刘逖“既有寒木，又发春华”逼问下，他也不得不承认文学辞藻所具有的价值，颜氏在此中也无疑认为辞藻具有独立于事功之外的艺术价值。

由此可见颜之推在文学观上的特色，一方面崇尚经世致用，这同南方的文学观有所矛盾，而与北周苏绰的文学观相近，这一点既和他儒学传家的家庭背景有关，又和他多年生活在北方，受其重事功的社会风气影响有关；另一方面颜氏又强调文学的艺术性，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学主张上，还体现在他在审美趣味上对南方婉约文风欣赏的上，应为多年南方生活的熏染所致。可见在他身上有南北方风尚的奇异结合，这也正是当时南北文风融合的一种体现。颜之推在文学上要求体制和音词、实用和审美相结合，这一观点具有很大的意义，与后来《隋书·文学传论》中所持的观点如出一辙，可以看出，至少在创作理论上，颜氏已经就南北文风交流的指归和趋向作出了一定的总结，虽然这种总结也许是无意的，但这在当时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他对南北文学交流的一大贡献。

综上而言，颜之推在北朝通过自己的文学活动，促进了当时的文学交流，而在他的《颜氏家训》一书中则记载了很多文学交流所带来的结果，如南北文本的不同，审美风尚的不同，南北士风的差异等等。最为重要的则在于他的文学观是一种和当时的南北方文学理论都有所不同的观点，是他在历经南方和北方社会文化风气熏染之后提出的一个带有总结性的观点。

作者简介：王允亮（1978—），男，安徽亳州人，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

注释：

[1]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页756。

[2]对于北齐文林馆在南北文学交流中的作用，拙文《北齐文林馆考论》中有较多论述，兹不赘述。该文刊于《长沙大学学报》2006年6期。

[3]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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