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四大复习线索

9316小鱼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复习线索之一（1840—1919）（第一章—第三章）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却自我封闭并远远地落后于先进国家。到十九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
    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这种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则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这种情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中国的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但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另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发展，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为了这个目的，外国列强对中国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尽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仍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在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这种状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上述重大变化，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二十世纪中国最初的革命领导者，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初步成长起来，从而引起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是，由于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它所参加的某些斗争，还处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初步发展并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气象。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实质上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事实说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放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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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6小鱼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复习线索之四（1976—）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党和国家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实现历史性转折，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重要阶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通过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从根本上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结束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新长征。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的新的革命，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的第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内外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同时，也出现若干值得注意的现象。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局面。1979年3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从此，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构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明确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它的主要点是: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等。这是第一次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初步概括。《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它推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全面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区向内地滚动的格局。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进行调整，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党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加明确。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党中央迅速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达到全党，国务院也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全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准备。中共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世纪之交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的世纪。党的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为贯彻十六大精神，中央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深化机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制定“十一五”规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推动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党的十七大深刻地总结了十六大以来五年的辉煌成就和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以来的历史经验，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根本问题，为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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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复习线索之三（1949—1976）（第八章—第九章）

（1949年—1956年）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健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制度改革，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面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1953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经济、政治条件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动员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总路线规定的任务而奋斗。这条总路线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针，中国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推进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在这期间，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奉行和平外交方针，初步争取到一个有利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到1956年，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进展顺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56年—1966年）
1956年这一年，以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而载入党的史册。社会主义工业化已取得巨大进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在开始建设的时候，党曾经号召学习苏联。经过执行“一五”计划后三年多的实践经验，党对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逐步有所了解，认识到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探索。因此，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这一探索取得初步成果。八大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十年中，我们党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初步建设起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积累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艰辛曲折的。后来的历史表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取得了初步的理论成果，但是“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在发展的道路上未能避免大的曲折。在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造成了严重后果。觉察失误后，党作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并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错误虽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但在当时尚未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因此，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顺利完成。
（1966年——1976年）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虽然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尖端科学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我国的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我们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9316小鱼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复习线索之二（1921—1949）（第四章—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孙中山1911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但是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