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与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异同及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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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研究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以杨国枢教授、杨中芳博士等为首的一群心理学家从社会实际生活联系历史传统入手，分析中国人重要而特有的心理与行为，同时进行西方心理学的本土化改造；以潘菽、高觉敷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心理学工作者则从追溯中国古代学者有关心理学思想入手，讨论和评价传统心理学思想的影响和意义，并进行东西方理论比较。这里把前者称为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道路，后者称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道路。二者各自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许多困境。本文试图比较两种研究的异同，并分析其各自面临的困境，以探讨和寻求二者在研究中的契合。
一、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异同
以杨国枢、杨中芳、黄光国、余安邦等为代表的一些心理学家，在理论与实践上积极推广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他们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哲学一方面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当地民众（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另一方面又可影响或决定当地心理学者（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理论构架与研究方法。故而他们主张把“社会文化历史”放进自己的研究框架中，采用注重以当地人、当地社会及当地文化为主体的主位研究策略(emic approach)。我们以为，这种研究观点和研究策略是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实质。与此同时，在潘老和高老的倡导下，以燕国材、杨鑫辉教授等为骨干的一批学者则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总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挖掘、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学者的有关心理学思想，从史学角度追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脉络，从而构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理论体系。这种研究的指导思想及其策略正是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实质。两种研究道路在实质上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通之处。

（一）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与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差异
具体而言，我们在两种道路的研究对象、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二者研究实质的差异。
1.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许多港台心理学家从自身研究的反省中得出教训：在研究中简单套用西方心理学理论及研究方法，并不能充分解释和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自1975年以来，他们开始自觉地、批判地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把本土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确定为：当代中国人重要而且特有的心理与行为。具体地讲，诸如中国人的“面子”、“人情”、“缘”、“孝”、“耻”、“报”等，都是其研究对象。而杨鑫辉教授曾明确指出：“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心理学思想’，……它是指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从历史发展来考察与心理科学有关的思想、观点、理论”。[1]具体而言，即取自中国古代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的有关心理学思想、观点和理论都是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是有差异的：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对象定位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对象定位于中国古代学者的有关心理学思想、观点与理论。
2.研究取向上的差异 关于研究取向，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者主张抓住当代华人社会中存在的重要而特有的心理与行为，先追溯其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再进行概念分析，并提出理论模式或理论假设，然后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其理论模式或理论假设。例如，杨中芳在《试论如何深化本土心理学研究：兼评现阶段之研究成果》一文中，指出“本土研究定向”是：“1.以实际观察中国人所得的心理与行为现象为研究题材；2.选择中国人所熟悉的心理想法或经验为研究概念；3.考虑中国文化／社会体系反映在‘个人’心理体系（包括语言意义系统）的情况，来找出中国人行为的真正意义；4.从而，寻找适合研究中国人及其心理概念的设计与工具；5.用之来发展可能解释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模式与理论；6.依此，来建立中国人的心理知识体系”。[2]而中国心理学史则采取追溯有关心理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源泉和发展脉络的研究取向。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认为，现代文化是文明历史形成的传统文化演化发展而来的，现代心理学研究不能与历史相割离。譬如，杨鑫辉教授研究有关中国古代个体化的“渐进说”，就指出，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其中慎其所染的思想是一脉贯之的，且在当前社会仍很流行。故而杨鑫辉教授说：“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旨在提供一种传统理论、模式”。[3]由此可见，如果说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由今溯古、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那么中国心理学史研究采取的正是一种自古而今、从上而下的研究取向。
3.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在研究方法上，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者采取的是多元化态度，即经过初期的几番争论，他们大都赞成下列主张：凡有利于本土心理学研究的方法都应采用。故而他们并不完全排斥现代西心理学中的研究方法。从总体上看，他们多采用因素分析法、测验法、调查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如杨国枢关于中国人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研究即采用因素分析法；也有的采用定义法、概念分析法等非实证研究方法。但由于本土心理学研究尚不成熟，它并未形成明确的方法体系，也不存在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而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经过几代心理学工作者的努力，形成了一个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方法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指导思想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哲学基础；在基本原则上，遵循以心理实质为主线、古今参照、古为今用和科学的历史主义三大原则；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采用归纳排比法、史料考证法、纵横比较法、系统分析法和实证验证法等等。很显然，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仍未达到方法论的哲学思考水平，且具体方法中仍有偏向实证法之嫌，在研究方法范式上未能突破科学主义范式；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则充分认识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指导，但其具体方法上尚更多停留在人文主义方法范式，使其科学性受到怀疑。

（二）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与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相同
上述可见，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与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在研究对象、取向和方法上是存在差异的，但二者又有相通之处。
1.有共同的目的 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从现代社会实际出发，追溯文化传统，力图建立“一种根基于中国人之社会、文化、历史及学术传统中的心理学”，从而更好地分析和解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而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则从有别于西方的另一个心理学策源地的心理学思想出发，从古而今进行系统研究，试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尽管提法不一，但实质上，二者都旨在建立能真正揭示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心理学体系，因而，这两种不同的研究道路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2.有相似的指导思想 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主张把“中国的社会文化历史”放进自己的研究架构中，这是其指导思想；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则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总的指导思想。我认为，既然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也就表明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看到了中国社会文化历史对中国心理学思想的影响，故而强调在研究中必须对历史文化背景进行系统而深刻的分析。无论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视角、对象有何差别，二者都重视社会文化历史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重要指导作用，即二者的指导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困境
尽管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各自取得了重大成绩，但囿于其各自研究“范式”上的局限性，目前二者均各自面临着不同的困境。

（一）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困境
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以下三点。
1.指导思想的模糊性 如前所述，把“中国的社会文化历史”放进自己的研究架构中，这是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但这一指导思想哲学根基在哪里？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者的回答含糊其辞。这使他们犯下研究取材以偏概全、主位研究策略在实际工作中被忽视等一系列错误，从而导致其进行本土化的主张流于形式。故而指导思想的模糊性制约了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2.研究取向的摇摆性 虽然杨国枢教授早就指出，在中国心理学研究者中存在下列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我们有意无意地抑制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使其难以表现在研究历程中，而只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与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及方法”。[4]并且不少研究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要采取本土化研究取向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但一则由于他们缺乏正确的哲学指导思想，二则受西方心理学的影响过深，在实际工作中往往简单地与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的表层对比中获得一些观念来指导自己的进一步研究，表现出研究取向上的摇摆性，即一时用本土化研究取向，一时又用非本土化研究研究取向。例如，杨中芳在《对以“集体主义”为前提的实证研究的反省》中就认为，有的研究者只停留在中西表层的比较上，从而对许多概念犯下以偏概全的错误。应当指出，象杨中芳等学者虽对这种研究取向上的摇摆性进行了批评与反思，但在目前阶段，它仍是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3.理论框架的贫血症 在本土心理学运动初始阶段，不少心理学研究者认为：与其空谈理论，不如做些实实在在的研究。故而他们更多地从事实证和验证研究。无论是对“面子”、“耻”等中国人重要而特有的心理与行为概念的实证研究，对“面子、人情、关系”模式等的理论探讨，还是对国外一些研究结果的验证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有些研究也出现了杨中芳所讲的情形：“在概念分析没做好，理论架构没有成立之前，就在匆忙间成立一些琐碎或没有意义的假说，最终使研究成果也流于琐碎及片断。”[5]这种研究多只探讨微观过程，材料零散，重实证与验证材料的积累，少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从而导致理论框架的贫血症，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困境
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下面三点。
1.研究价值的困惑 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和理论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提炼。目前，有些人对这一工作的研究价值存在着困惑：一是研究价值有无的困惑。有些人认为古人早已死掉，其心理学思想有何现实价值？有必要花大功夫研究吗？二是研究价值大小的困惑。有些人虽也承认有必要研究古代心理学思想，但由于当前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更局限于思想家的思想和基本理论的研究，不少人也对其实际应用的借鉴作用和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发生怀疑。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是否具有价值？在实际生活中具有什么价值？这是关系到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深入下去的一个根本问题。
2.研究思路的偏差 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以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为主，抓住心理实质的主线，联系历史条件研究和评价中国心理学思想，采用古今比较和中西比较的方法判断心理学思想的价值。在理论上，这一思路引起了争议：一是以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框架整理古代心理学思想，是否割裂了其内有逻辑？二是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判断中国心理学思想的价值，易给人造成一种误导，好像其目的只在于为西方心理学提供经典的例证和历史的说明，用以说明西方心理学理论具有全人类的适用性。第一个问题的争论结果是，大多数心理学史工作者已达到一致看法，即赞成以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为框架，是兼顾内外逻辑而非相互割裂的观点。第二个问题从理论上探讨，大多强调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但实际工作中，却仍然存在着判断的偏差，如对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材料的所取标准等偏差，这必然会产生疏漏或不客观的错误，阻碍中国心理学史的深入研究。
3.研究层次的缺陷 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存在着两个层次，一个是挖掘、整理和研究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材料，另一个是理论思考。在第一个层次上，目前还存在着研究广度不够的问题，如前述，中国心理学史研究领域尚局限在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的思想，而对通俗作品中的心理学思想和应用方面的心理学思想挖掘、整理和研究的程度还很浅；在第二个层次上，中国心理学史理论思考是欠缺的，如何进行更深层次、更科学的分析，以便整理出中国心理学思想的精华呢？这一问题的探索在当前仍处于刚起步阶段。故而，车文博教授说：“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还偏重于材料介绍，而缺乏必要的理论思考”。[6]这两个层次上的缺陷，阻碍了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更加深化。

三、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契合
从前面关于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比较及对二者所面临的困境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二者既有差异，又有本质上的相通性。这种差异与相通正是二者达到契合的基础，而只有促进二者契合才能消除困境。那么怎样才能在具体研究中使二者达到这种契合呢？我以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1.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 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所强调的把“社会文化历史”放进自己的研究架构中，从哲学上讲，其哲学根基不深。从整个心理学发展史来看，自心理学诞生以来，心理学的研究就一直摇摆于实证论和现象学之间，产生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矛盾。譬如，以实证论为哲学指导思想的行为主义，在其研究中把内部意识拒之门外，就犯了“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的错误，造成心理学理论上的体虚症。故而心理学的研究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哲学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结晶，它从各门具体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并随着具体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更新自己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它能为心理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哲学根基。若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能象中国心理学史研究那样，明确提出正确的哲学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才可能真正实现其把“社会文化历史”放进自己的研究构架中的主张，克服有意无意套用西方理论与概念的弊端和研究取向上的摇摆性。
2.坚持研究思路多样化 杨鑫辉教授在展望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时指出：“今后的研究，除现在已有的思路和方法外，应朝着多思路多方法的方向发展”。[7]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应注重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取向，即由今溯古的研究思路；做好与这种思路的接轨工作，即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要抓住古已有、现仍对当代中国人发生影响的古代心理学思想，并加深其研究，以更贴近现代人。就要突破原来的研究领域，既要加深哲学著作中的有关心理学思想研究，也要借鉴本土心理学研究的视野，注重通俗著作和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心理学思想的研究。而在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中，应象杨国枢所言：“籍助古代学者的心理学思想，较易创造能够适当反映华人社会文化因素的概念、理论及方法”。[8]这样才能自觉地保持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考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汲取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精华与灵感，建构中国人的理论模式。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若能坚持研究思路多样化，取长补短，则必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
3.坚持研究方法多元化 尽管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并未形成系统，但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多元化态度却值得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学习和借鉴，如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可适当引进实验验证法等科学研究方法，以增强其科学性。当然，目前有些学者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如1995年已有医学工作者采用实证验证法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的七情致病观。此外，杨鑫辉教授也一再提及，要把中国古代的一些测验及测量工具科学化，如对七巧板的问卷进行设计和相关处理等，以期有助于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在研究手段上找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好地摆脱西方理论的束缚。但有一点必须明确：不是任何中国心理学思想都必须或可以验证的。当然，研究方法多元化还包括，无论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还是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都应采取多学科角度研究，如从文化角度探讨古代的深层心理结构，了解一个民族的认识模式、性格和情感等方面的特征，使本土化的主张一以贯之。
我们相信，既然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与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者，有共同的目的、相似的指导思想，那么只要大家互相吸取对方优点，克服自身弱点，共同努力，一个真正适合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真正反映出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的心理学体系就能建立起来，从而为世界心理学的发展贡献中国人的一份力量。

【责任编辑】李自茂
注释：
[1]杨鑫辉著《中国心理学思想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2]杨中芳著《试论如何深化本土心理学研究：兼评现阶段之研究成果》，载杨国枢主编《本土心理学研究》（中国台北）1993年第1期第127页
[3]杨鑫辉著《个体心理社会化思想溯源》
[4]杨国枢著《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人》同[2]，第8页
[5]杨中芳著《试论如何深化本土心理学研究：兼评现阶段之研究成果》，载杨国枢主编《本土心理学研究》（中国台北）1993年第1期第132页
[6]车文博《心理文化论要?序一》载葛鲁嘉著《心理文化论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页
[7]杨鑫辉著《中国心理学思想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8]杨国枢著《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人》同[2]，第38页